靠跨境電商,義烏能不能再現昨日榮光?
2017-02-10 14:27:55
Landbridge平臺
編者按:
別人還在爭論做個體商販是否合法的時候,義烏人擺起了地攤;等別人爭相打造批發市場的時候,義烏已經做到了全球最大的規模。
而今天,當人們陷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爭時,義烏卻早已在加速向跨境電商轉型,成為全國跨境電商密度第二高的城市。
其實只要我們是在向前走,總會遇到一個又一個十字路口,問題是我們要徘徊多久才敢邁出第一步。
“外國人可不過春節”
春節回到汕頭老家的李澤加還沒從年前的忙碌中回過神來,重返義烏的日子又快到了。節前,即便從浙江義烏到廣東汕頭要開上整整一天的車,他也只是等到中國年關的最后一刻才能出發。
“沒辦法啊,要做生意。”歸鄉前,李澤加已連續好幾天都只睡三四個小時了。然而,總是把“生意”掛在嘴邊的他,卻并不愿讓外人看到自己“生意”的真正模樣——
在這個由公寓房改造的“倉庫兼辦公室”里,幾個年輕人正在滿滿的貨架間給包裹纏膠帶;三個客服則一邊用英語回復著郵件,另一邊開著Google翻譯,以防遇上什么沒見過的小語種。
作為老板,李澤加是最忙的一個。坐在被一包包印著卡通圖案的花邊、紙杯和塑料袋圍繞著的辦公桌前,他一手拿著鼠標,一手整理不斷打出來的快遞單,眼睛則盯著屏幕里更新的訂單信息,幾乎沒有一刻可以停歇。
“我們過春節,他們外國人可不過。”
李澤加是義烏市高橋村的一名跨境電商經營者。他從義烏的傳統市場里批發來各類小百貨,再通過亞馬遜、速賣通等平臺,賣給全世界的商戶和消費者。
距離高橋村不過10公里的地方,是2014年被李克強總理譽為“中國網店第一村”的青巖劉村。而高橋村2015年才成功申報“電商村”,并且很快就喊出了“跨境電商第一村”的口號,還把它制作成大字招牌,豎在人來人往的村口。
整個村子統共180多戶電商經營者中,像李澤加這樣的跨境電商經營者超過60%。今天走進高橋村,主干道兩側清一色的境外物流代理商,店門的玻璃和外墻上印著UPS、DHL、Fedex等物流公司的logo。
高橋村的夜幕降臨,各個快遞點迎來了一天最忙的時刻,TNT員工在整理快件,倉庫內以大包居多。
李澤加和高橋村對于跨境電商的選擇可以視為整個義烏的縮影。在這個依靠傳統商貿發展了幾十年、又在近幾年喊出“電商換市”的城市,跨境電商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下一個商機。
2009年大學畢業后,李澤加曾到深圳闖蕩。血液里的經商因子總催促著他要像家里的哥哥們那樣干出一番自己的事業。然而,深圳外貿企業化的程度遠超其想象,經過幾年,他意識到,那里留給個體經營者的空間早就不多了。
“去深圳沒賺著太多錢,但至少有一個發現,就是那里的人都說,貨是從義烏來的。”李澤加在2012年來到義烏,順勢進入國際商貿城,做批發賣文具的生意,“大多數的商品都賣到東南亞”。
聚集采購商的義烏國際商貿城是李澤加在義烏第一站,也是義烏脫離“一窮二白”的開始。
電商跑贏了線下商貿城
1982年,在民營經濟因亂象遭到整肅的年月,義烏縣委首創“興商建縣”戰略,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1992年2月28日,國務院舉行全國十大市場新聞發布會,宣布1991年義烏小商品市場年成交額10.25億元,排名全國十大市場榜首。至今,義烏小商品市場年成交額已連續25年位居全國各大專業市場之首。
市場里的不少老商戶至今還記得,15年前收起地攤、進入剛剛竣工的國際商貿城一區的情景,“那時候真不覺得市場大啊,從一頭就可以看到另一頭”、“每一個人都認識”,而隨著后來多次擴建,這里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連體建筑。
國際商貿城五區市場于2011年5月投入使用。隨電商發展,其五樓專設有網商服務區。
與小商品市場那樣廣為人知的,還有義烏的另一個名字——“物質世界的耶路撒冷”。
平日走在義烏的街道上,常常能看到留著大胡子的阿拉伯商人和行色匆匆的西方面孔。不少餐廳的招牌同時寫著中文和阿拉伯文,店里的電視播放著外文節目,餐單上的中東菜品已被“中餐化”,來這吃飯的也多是來自國外的穆斯林。
從上世紀90年代起,義烏小商品市場逐步向外向型經濟過渡。也正是那個十年的發展使義烏的小商品經濟開始與中東客商產生聯系。經過二十多年的合作積累,中東成為了義烏小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數據顯示,在常駐義烏的1.3萬外國商人中,有三成來自中東國家。
2005年,在聯合國、世界銀行、摩根士丹利等機構聯合發布《中國發展報告》中,首次將義烏評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這些獨特的義烏符號也正是來自那個吸引全世界采購商的傳統市場。
與義烏的高速發展同步發生著另一件事:在距其139公里的杭州,生長出了日后被不少人認為沖擊實體渠道的電商公司——阿里巴巴。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和“義烏模式”進入瓶頸期,擁抱電商成為義烏的商業個體和政府的自然選擇。近年,義烏政府一直將電子商務作為市場轉型升級的主引擎,全力推進“電商換市”。
在電子商務對傳統市場“更迭還是互補”的爭議中,當地電商交易額已跑贏實體交易。義烏市市場監管局數據顯示, 2016年前11個月,義烏包括內貿、外貿在內的電子商務交易額達1642億元人民幣,小商品城成交額則定格在974.3億元。
銷售額達標,外地孩子能進公辦小學
老商戶們已經說不清是從哪一天起,市場變大了,人卻變少了。嘈雜的講價聲、攬客聲,外國采購客蹩腳的普通話里,多了電腦里“叮咚叮咚”的提示音。義烏的出租車司機覺得路上的“外國客人”少了,可物流的大卡車卻仍依舊熱熱鬧鬧地往來著。
義烏平日里的物流常態
就在離國際商貿城不遠的地方,正在火熱地建造一座新的市場,外墻上的標語隔老遠就能看到——一座具有互聯網思維的實體市場。
“先接觸了那些開淘寶店的,自己慢慢也開始想要做電商。以前我就把文具賣到東南亞,那么通過互聯網,應該也可以吧。”來到義烏的李澤加也經歷了從個體批發商,到淘寶電商的供貨商,再到跨境電商經營者的轉變。
2015年起,李澤加離開了國際商貿城,來到20分鐘車程開外的高橋村,經營跨境電商。這個村莊自2010年舊村改造后,變身“房東”的高橋村村民便迎來了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廣東等地的年輕人。
“外鄉青年大多都上過大學,都會講英語。”高橋村電商服務中心主任陳曉明看著這些年輕人從經營淘寶店開始,到在速賣通、亞馬遜、eBay等平臺上做跨境電商。在他的眼里,這個村莊在電商上的更新換代,已經遠超當年的舊村改造。
對于李澤加來說,離開義烏的傳統市場并不是個特別慎重的選擇,“這里(高橋村)房租更便宜,國際物流比較聚集,現在叫‘跨境電商第一村’,也有更好的政策。”這天,陳曉明找到李澤加,告訴他,經營跨境電商銷售額達到一定規模,就能讓他的孩子進入公辦小學。
全球貨從義烏來
就在李澤加還在回味2016年“黑色星期五”的瘋狂之時,2017年1月1日零點,88個標箱、700噸出口貨物在辦理完海關通關手續后,搭上X8024/X8065次中歐班列(義烏—倫敦),從浙江義烏鐵路口岸海關監管場所啟程,駛向英國倫敦。此趟中歐班列首次穿越英吉利海峽,抵達英倫三島。
中歐班列義烏—倫敦
這是國內首趟駛往英國的中歐班列,也是從義烏始發的第8條鐵路國際聯運線路,義烏成為我國開通國際鐵路聯運班列線路最多的城市。2016年,自義烏始發及返程的國際鐵路聯運班列超過100列,海關部門累計監管國際鐵路聯運集裝箱9990個標箱,同比增長91%。義烏市國際快遞業務量達5832.94萬件,同比增長62.05%。
而就在中歐班列開通前幾天,義烏航空口岸首批出口貨物也搭載CZ603次航班,以腹艙帶貨形式順利抵達中國臺灣,標志著義烏航空貨站正式啟用。
不論是高橋村掛出“跨境電商第一村”的招牌,還是不斷豐富的列車和航班資源,背后其實有著整個義烏在跨境電商方面連續幾年的全面布局。
2013年9月30日,義烏市人民政府發布《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試行)》,其中提出“研究制定跨境電子商務工作方案”,加快跨境電商發展。
在李克強總理2014年末考察義烏后,義烏國際郵件互換局于2015年“當年獲批、當年建設、當年驗收、當年運營”,實現了義烏進出境郵件本地通關和信息化監管。目前,其出境目的地覆蓋全球127各國家和地區,日均監管量約有13萬件。
2016年11月18日,義烏市人民政府又明確了鼓勵跨境電商園區、海外倉發展的具體政策。到現在,全市已有幸福里、新紀元、網商創業園3家升級跨境電子商務園區建設試點,海外倉22家,面積達5.8萬平方米。
現在的義烏已居深圳之后,是全國跨境電商密度第二高的城市。整個義烏市,在各類平臺的跨境電商賬戶數超過11萬個,光是速賣通平臺上就有3.6萬家電商,交易額占全國總量的15%。同時,還出現了20多家跨境電商培訓機構,提供不同平臺的專門培訓。
近幾年,義烏把電子商務定位為戰略性、先導性產業,并提出打造“全國網商集聚中心、全球網貨營銷中心、跨境電子商務高地”的口號。
然而,對于工作在義烏電商一線的人而言,寄托著義烏經濟轉型升級的跨境電商并非全新的工作領域,它與“興商建縣”時期有著相似的內核。
“以前把中國生產的小商品賣給全世界的人,現在要把全世界生產的好產品賣給全世界。”義烏市電子商務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王紅華告訴《天下網商》,“發展跨境電商的核心,還是做‘貨’的工程。”
王紅華認為,義烏已經有買家的聚集、賣家的集聚、物流的集聚,但最終還是要反哺“貨的集聚”。而跨境電商正是改變義烏原本貨品形象的關鍵方式。“以前義烏賣小商品、便宜貨,而現在,我們想把全世界的名特優都放到義烏來,再賣給全世界的零售商和消費者。”
“國內商家想要賣出去,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義烏那么多的采購商和賣家資源;而進口商家要到其他地方做地推的時候,哪里的賣手也沒有義烏多。義烏有現成的二十幾萬賣手。互聯網改變了購買和售賣的形式,也將會改變義烏的形象。未來,我們希望想買什么好東西,想賣什么好東西,第一時間就會想到義烏。”王紅華說。
李澤加想得沒那么遙遠,他經常會被不同平臺的政策搞得焦頭爛額,“跨境電商太受制于平臺和政策了”。2017年,他只想把剛做起來的幾個網店經營好,或許,還會再一次回到他離開的那個國際商貿城,“現在電商和實體還要一起做,多個渠道,多條路嘛”。
陳曉明則相信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會選擇不同的跨境電商平臺,這是村里外鄉年輕人的機會,也是高橋村的機會。“不過我觀察了這么些年,能成功的電商也只有5%的機會。”他告訴《天下網商》,經常上個月調查還在的經營者,這個月就不見了蹤影,“就算是跨境電商,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了。”
在離高橋村“跨境電商第一村”招牌并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塊“雞毛換糖”的牌匾。拿著家鄉盛產的紅糖,義烏人將收來的雞毛,做雞毛撣,或細絨摻和鴨絨制作羽絨衣。就這樣,明末清初,商販手里的紅糖和孩子收集來的雞毛,成了這片“地窮人密,山水貧瘠”的土地與商業發生聯系的開端。
不論是“雞毛換糖”、“興商建縣”,還是“電商換市”,不斷更迭的義烏商貿戰略背后,其本質仍是立足商業的基本規律。當年“百樣生意挑兩肩,一副糖擔十八變”的艱辛已經遠去,但“在義烏賣貨、到義烏買貨”已經成為這片土地的發展驅動力。
在這一次順應時代的主動應變中,下一站的義烏,會否真如這里的執政者和經商者所期待的那樣,通過跨境電商,再一次走上浪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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