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訪談:“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如何具體實施
2015-04-15 09:31:18
Landbridge平臺
2013年下半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年多以來,這一重大倡議已經得到多國積極響應,一系列務實合作也已經開展起來。2015年3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開幕式上告訴世界:“‘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同一天,中國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從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等方面全面闡述了“一帶一路”的內涵與布局。記者就“一帶一路”戰略完成頂層設計后的具體實施問題,采訪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阮宗澤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問題專家付小強。
記者:從地圖上看,將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這兩條線上的西安和泉州之間再畫一條線,三條線基本上就組成一個閉合的環狀了,這是一種有意的設計嗎?
阮宗澤:我倒是覺得把它的形狀比喻成一個啞鈴更合適,因為“一帶一路”實際上是在中間連接起兩個大的經濟圈,一個是東亞經濟圈,東亞是現在世界上經濟最活躍的地方,還有一個是歐洲發達的經濟圈。啞鈴的中部,是發展增長最具潛力的地方。所以實際上“一帶一路”是把歐亞非三個大陸都給連接起來了,而且它是一個開放型的戰略,因為我們講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是固定不變的,或者說它固定就這么多國家,就這么多人口,如果這樣理解的話,就太機械和簡單了。它實際是一個基礎,以后還可以進一步地延伸,不僅是沿線的國家,我們可以做生意,可以交朋友,其實域外的國家也都可以參與進來,我想“一帶一路”不是完全地理上的概念,更多地是一種發展理念,它的影響有輻射性。
記者:我們注意到日前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它里面有一個詞叫做“對接”,“對接”的具體含義請給我們解釋一下。
付小強:我覺得對接的話,主要是說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要和相關國家,它們所提出來的發展戰略進行一個有機的綜合和整合,使它成為互利互贏的事情。比如講,哈薩克斯坦有一個“光明之路”的計劃,新疆這邊絲綢之路經濟帶,就可以跟它結合起來。印尼最近也提出“海洋軸心戰略”,那么這個戰略跟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也會找到很多的共同點。簡單地說,我覺得這種對接不僅是在設計上的對接,還要具體到一些合作的項目,合作的理念。鋪墊開來,就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是從這個戰略當中來受益,所以就能夠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向前推進。
阮宗澤:我覺得這種多元對接的表述實際意思就是說,不是中國單方面強加于人的。實際上我們的規劃是要和原先有關國家,它們的發展戰略,我們去找最大的公約數。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計劃是要在未來三年,投資30億美元進行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講的就是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所以這就找到了一個契合點。還有像蒙古,現在實際上也是中俄蒙的合作,我們要找到“草原之路”,包括美國也有新絲綢之路計劃,印度有季風計劃,像這些其實我們要盡量地去找最大公約數,找到了合適的,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相互合作,互利共盈的項目。
記者:就是二位提到的是利益共同點,這是一個對接。我看到還有一種分析提到了技術上的對接,在“一帶一路”經過的這些國家,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的規劃,包括技術標準體系,這些是不是也要進行對接?
付小強:這肯定是今后的一個大的方向。基礎設施涉及到具體的某些行業,在未來的發展過程當中,說不定是會增添新的國際標準。在金融方面,也是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比如說亞投行。亞投行跟亞行不一樣,跟世界銀行也不一樣,要形成既符合中國的情況,也符合經過的國家能夠接受的、共同商量出的一些標準。
記者:各個國家情況不一樣,有體量大的,有體量小的,有發展的好一些,有發展差一點的,因此各自的標準、發展的需求也都不同,那么我們“一帶一路”怎么去平衡這些?
阮宗澤:我覺得“一帶一路”的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互聯互通。互聯互通它還不光是說只要通了路,通了飛機就可以了。不僅要通,還要暢通。比如說技術標準,包括海關的手續需要統一,要不然車到了邊境口岸進不去,或者由于海關檢驗標準不一樣,耽誤很多時間。舉例來說,我們和蒙古聯系很廣,而且中國現在是蒙古最大的貿易伙伴。蒙古的鐵路是寬軌,我們用的是標軌,現在經過中蒙之間的協商,達成協議,蒙古現在基礎設施更新,修建新的鐵路,修兩條標軌,就是從蒙古運載過來的產品,到了邊境之后,你就直接可以運到中國。而以前到了口岸,就得把東西給卸下來,換另外一個車,從寬軌換到標軌,這樣就耽誤時間很長,而且成本也很高。最近我們和泰國要修高鐵,泰國用的是窄軌,所以你也要用中國的標軌來修上。這確實存在標準要逐漸統一的問題,但是這不是強求,不是強加于人,是互相商議。
記者:《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間,新疆被定位成我們國內“一帶一路”核心的一個地方,在未來一段時間,新疆怎么去發揮它核心的優勢,或者說對西部窗口的作用?
付小強: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提出來很好的規劃,比如說中巴經濟走廊,會在起點喀什建立經濟特區,估計會仿造深圳的模式。深圳從建立特區到現在,每年平均增數超過20%,按照這樣測算的話,喀什可能就會成為不僅是新疆對外開放的橋頭堡,還是整個地區包括輻射南亞、西亞的大的經貿中心。不僅是喀什,新疆整個地區的產業發展,人員的走出去,就業的機會,我覺得都會受益很大。
阮宗澤:首先,新疆的區位優勢非常好。新疆和八個國家都接壤,說明它對外開放的空間很大。但是新疆相對一段時間和內陸相比,發展比較滯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直接給新疆注入了強勁動力,就是更大規模的開放,更高程度的開放,更高質量的開放。它可以根據自己的區位優勢,定出符合新疆發展戰略的方案。我覺得新疆可以定位于一個橋梁的作用,成為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的連接點,這樣對提升新疆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機遇。
記者:絲綢之路經濟帶輻射我國西北、西南包括東北,這些區域怎么在“一帶一路”當中發揮各自優勢和作用呢?
付小強:我覺得像西北這個地方的話,它跟中亞國家比較近,中亞能源豐富,天然氣管道和石油管道從這邊進來,西北成為能源的走廊。西南的話,比如說重慶有渝新歐鐵路,也有貨運專列,包括以后像云南,中印孟緬經濟走廊,它就會使西南成為可以連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區域,會使西南未來的經濟發展獲得更多的機遇。
阮宗澤:新疆、西北往中亞、西亞這邊,然后西南就是把云南定為向東南亞和南亞輻射的中心,就是每個地區它要找到自己的區位優勢。但是又要防止另外一種理解,就是我們這個區對應的好像就是這么一塊地方,這種承包思維也不對,千萬不要搞成我的一塊地盤,別人不能參與進來,我覺得要防止這樣一種心態和做法的出現。
主持人:“一帶一路”具體怎么解決貿易便利化的問題?
付小強:要解決貿易便利化,要有共同的標準。標準可能不是一開始就有,可能是“一帶一路”落實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再比如未來的經貿合作當中,在人員、信息、物流這方面就會找到一些雙方、多方都能夠接受的,能夠形成一些區域共同規則的東西。
記者:到現在為止,已經有六十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表示出了積極的態度,匯集那么多的國家和人口,會使“一帶一路”的建設面臨哪些挑戰和障礙?
阮宗澤:挑戰和障礙不能低估。一個就是地區安全風險。從一帶來講,它經過的這些地區,比如說南亞、中亞都有不少的安全隱患,有國內緊張,有地區沖突,甚至有恐怖勢力支撐和活動。這些安全挑戰需要重視,否則會影響到投資安全。當然我覺得還有一個挑戰,就是一些國家政局動蕩,恐怕也會影響到投資的長期性。就是說如果這個國家的政局發生動蕩的話,會使投資環境惡化,特別是外資能不能進入,多少外資進來,我覺得會發出不同的信息。當然還有現在民間交流遠遠不夠,“一帶一路”的基礎還是民間交流。
記者:可是也要民意相通吧?
阮宗澤:民意相通現在我甚至覺得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簽證都成為一個障礙。有時候去一些國家進行正常的交流,簽證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就是說你路修好了,有了航班,有了車,都在那兒等著你,但是人過不去,這個相通我覺得就會打折扣。
記者:我們的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如果遇到問題肯定會給企業帶來損失,我們該怎么去降低風險?
付小強:企業有企業的責任,就是企業要形成一種意識,要到這些國家去投資,要參加到“一帶一路”的建設,那么它首先對投資的對象要有基本的了解,要增加對相應事前評估體系的投入。作為政府來講的話,可以起引導的作用,和企業有更好的互動,給企業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撐。整體來講,我覺得政府加企業這種模式還是比較可行的。在保證企業經營的環境,保障安全這方面,可以是政府、企業,再加非政府組織一起來化解。
記者:我們倡導的“一帶一路”,有一些西方媒體認為是要替代現有的一些地區合作機制。我們的宣傳是“一帶一路”不是替代,是互補,那么我們怎么去發揮互補作用?
阮宗澤:認識“一帶一路”現在有一些誤解,就好像中國“一帶一路”來了,其他都不要了,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一回事。當今社會倡導開放、合作、共贏的理念。比如說俄羅斯一直想在前蘇聯空間,推動建立歐亞聯盟,一個由俄羅斯主導的聯盟。“一帶一路”提出以后,一開始俄羅斯有擔心,有顧慮。但是經過后面的溝通,俄羅斯想通了,這不是跟它競爭的關系。歐亞聯盟,你該怎么做,你照做,根本不影響。中國“一帶一路”只是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就是讓這些國家有更多的選擇,給它們提供了更多靈活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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