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在東亞地區中角色的塑造
2018-03-19 10: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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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進程中,東亞地區是中國必然要著力經略的核心地區。一方面,從權力結構、經濟合作和制度認同三方面而言,“一帶一路”倡議可以為中國參與地區一體化建設貢獻豐富的引導力,對塑造東亞的地緣安全環境起到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中國發揮領導作用也面臨著一些制約與挑戰。
“一帶一路”的塑造作用
理念引導
文化、物質力量的發展,都需要理念的先行。今天的中國成長于一個和平繁榮的東亞,“一帶一路”的發展理念必須要能夠引導東亞朝著可持續的和平發展方向前進,塑造有利于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
從理念上而言,“一帶一路”為中國周邊外交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三位一體理念提供了新的生命力,有助于更好地貫徹“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為此,中國一方面要在宏觀的戰略層面上堅持睦鄰友好的地區合作觀,同其他東亞國家一道始終秉承自強不息、開拓進取、開放包容、同舟共濟的“亞洲精神”。另一方面,在推進“一帶一路” 倡議落實的過程中,要在具體的中微觀層面上持續加強與東亞各國的溝通對話,更多地傾聽它們的呼聲,關注它們的訴求,在具體的議題合作過程中提出有東亞特色的地區合作發展理念,引導東亞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建設朝著真正有利于全體成員的方向發展。
推進經濟合作
中國是當前東亞最具活力和增長潛力的經濟體。未來,“一帶一路” 建設的持續推進將使中國能繼續扮演地區經濟增長引擎的角色,中國在東亞經濟的核心地位將愈發突出,有利于中國以此塑造更成熟的地區經濟合作機制。
眾所周知,經貿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內容,因此,我們應著重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談判,消除貿易和投資壁壘,促進貿易投資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尤其是“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具體而言,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中國需要繼續秉承合作共贏的理念,進一步推進周邊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展開各層次、各領域及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的合作,通過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經濟措施,打造周邊外交新局面。此外,隨著合作的深入,中國還必須同東亞鄰國推進共同參與的地區經濟制度安排,加強與近鄰的雙多邊合作,促使形成穩定的對話與協商機制。有學者指出,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有必要同時采取安撫與進取相間的組合政策,一方面在經濟上幫扶、帶動周邊經濟繁榮,另一方面繼續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提高自身在沖突談判中的“議價能力”。
發展安全合作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發展地區安全合作,涉及中國外交的總體戰略構建,須從以下三個層面上認真對待。
一、總體思想上,首先,要改變我們看待東亞各種安全問題的路徑,改變我們對東亞各國的力量劃分標準,將與中國主權、安全利益攸關的周邊國家和重點地區安全問題上升到外交戰略的核心利益層次。其次,把握世界和東亞政治發展的新趨勢,提出我們關于東亞的地區秩序觀,以及中國在東亞具體明確的利益定位和責任定位。
二、戰略思想上,首先應確立中國戰略的亞洲(東亞)中心路徑,在處理周邊安全問題時要從大局出發,考慮其對地區秩序構建的影響;其次,深化“中國理念”在外交戰略上的堅持,強化同地區各國戰略互信的構筑,在理念和思想上持續倡導“亞洲精神”“和諧亞洲”及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再次,將“共同但有區別”的理念上升到外交戰略層面,強調對不同地區安全問題和國家的具體對待,并回歸到宏觀的地區安全秩序構建的角度;最后,強調地區安全機制的建立,發揮中國的積極作用。安全機制并不意味著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和諧沒有沖突的,沖突雖存在,但各行為體同意以合作方式處理沖突。
三、政策思想上,堅持在解決安全問題上的連貫性與適應性、原則性與靈活性、各個層面的政策之間的貫通性和綜合平衡。東亞許多安全問題的結構性特點使得我們要在政策層面上堅持以維護地區和國家間關系穩定、擴大地區安全合作、和平解決爭端等原則,努力促進周邊安全外交目標從“求穩”到“共贏”的轉變。
提供制度建構
制度建設有力地促進了東亞區域合作,使東亞經濟在世界經濟的地位不斷提高。在地區合作進程中,中國的“制度型”引導力日益成熟。未來中國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應強調“自主性,合作性,多元性,開放 性,平等性,機制性”的集合。在崛起過程中,大國的一個重要關注點正在于如何以負面作用較小的方式擴展自身的權力,以免造成自我包圍。“一帶一路”對未來中國周邊地緣安全環境的有利塑造之一,應集中于培養他國的領導能力和參與能力,即在發揮中國引導力的同時,更多關切域內其他國家的利益,引導和培養其他國家在“一帶一路”框架內共同發揮相應的領導能 力,實現地區合作的新型跨越。
培育和深化地區認同
“一帶一路”建設實施的重點之一是強調以地區性多邊合作為基礎,多邊合作則以相互間的認同為基礎。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可為強化東亞各國的“集體認同觀”發揮自己獨特的貢獻。一方面,中國應深入發掘中國傳統文 化和歷史上東亞地區的文化共識(如儒家文明、佛教文化等)對整合地區認同方面的積極作用,不僅有助于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還有助于形成東亞認同的道德感召力。另一方面,中國應推動新時期東亞認同的擴展深化,包括在不斷深化各國之間政治、經濟和安全的相互依賴時,進一步強調、宣示和加強東亞認同的意識;以更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促進東亞認同;鼓勵各國政府和社會精英在強調愛國主義的同時進行地區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并將兩者結合起來;不以絕對化的簡單思維看待差異,而是通過溝通與對話克服差異性造成的負面作用,增加其正面作用。
中國所面臨的制約與挑戰
可以想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會受到來自國內和國際的多方面制約與挑戰。
周邊國家的信任赤字
經濟上,中國同地區內其他國家經貿聯系的急速增長使得許多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加深,導致了它們對中國的擔憂:一方面,它們擔心對中國經濟依賴度過高會損害自身經濟主權,另一方面,它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存在不確定的擔憂,擔心中國經濟發展減速會損害到自身經濟利益。
安全上,周邊國家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圖的誤判,導致了信任赤字的產生。
此外,從目前來看,比周邊國家的“信任赤字”更危險的前景,可能是周邊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一擁而上”,即將其國內任何一個發展項目都跟“一帶一路”建設扯上關系,以此來向中國無限申請和索要貸款或政策優惠,以“一帶一路”的名義同中國進行討價還價,這未來對中國企業和工程“走出去”的承接、容納和吸收能力都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因此,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要根據沿線國家(尤其是東亞區域內的國家)的自然稟賦等因素,實行針對各國不同發展條件的政策,兼顧各國需求,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做好中國發展戰略與各東亞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效銜接。
域外國家的影響
東亞地區合作向來秉承開放包容的原則,開放性是東亞地區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東亞同眾多域外國家和地區一直保持緊密聯系,但一些域外國家的消極因素也對東亞地區合作造成了不利影響。
美國無疑是最主要的域外影響來源,是對東亞合作和一體化進程介入最深最全面的域外大國。今后一段時期內,以秉持貿易保護主義理念而聞名的特朗普政府必然會在貿易政策和全球貿易與投資規則上對中國有所發難,中美雙邊經貿關系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發生較大震蕩,這會直接影響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及項目的調整,對中國和“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在貿易和投 資等方面會產生很大不確定性影響。“一帶一路”倡議強調東亞及更廣闊意義上的亞歐合作在動力機制上的區域內生性,我們并不排斥同美國的交往與合作,但美國實力相對下降與其亞太政策調整之間的矛盾對“一帶一路”建 設的效用而言可能弊大于利。
中國內部因素的制約
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一些不確定因素也可能影響“一帶一路”倡議 的落實和推進,需要注意以下問題。
一、“一帶一路”建設并非簡單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后者在歷史上是有排他性,不想東歐國家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和促使了美蘇冷戰兩極格局的形成,所以中國的“一帶一路”必須要做得非常開放,越開放越好。但“馬歇爾計劃”的建設經驗也有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馬歇爾計劃的成功是因為它將外交、政治與經濟三要素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既體現了戰后初期美國大戰略的意圖,也適應了當時西歐國家的迫切需要,因此,“一帶一路”雖然不是馬歇爾計劃的中國版本,但的確應當學習后者把外交、政治和經濟三要素融為一體的歷史經驗,開創出有中國特色的對外開放新局面。
二、鑒于“一帶一路”在中國外交新戰略格局中有著特別突出的關鍵地位,我們必須強化包括“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在內的中央決策機構在頂層設計和戰略指引方面的核心作用,統一協調一切與“一帶一路”建設有關的政策制定和執行,不僅從戰略理念上,而且從組織方式上上升到中國對外開放的頂層高度上來。針對中國國內可能的“無序競爭”, 應構建良性博弈機制,借助“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國有必要盡早構建一個 中央—地方良性博弈機制,如可以確立這樣的共識,即在“高級政治”(政治、安全)領域內,中央政府占據支配地位,在“低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中雙方形成協調和磋商的關系。
三、如何做好“一帶一路”與東亞沿線國家自身的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如何在推進我國企業向外“走出去”的同時照顧東亞沿線國家的發展舒適度,如何提升中國同東亞沿線國家的貿易互補能力、創新貿易和投資合作模式、減輕中國負擔,從而提升各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接受度和歡迎度以及該倡議本身的可持續性等,也是中國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中國的對策建議
針對上述風險和挑戰,為了更好地發揮“一帶一路”倡議對塑造中國未來在東亞的領導角色的積極作用,今后中國應抓住重點問題,解決核心關切,著力在以下四個方面做好相應工作。
一是發揮我地緣經濟優勢,推進地區經濟合作。我們要加強“一帶一路”倡議同地區內相關國家的發展和合作計劃的對接,切實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下沉”到各種與各國的切身發展利益更攸關的次區域合作,如“湄公河—瀾滄江”次區域合作、中蒙俄朝邊境合作、中日韓合作等,讓相關沿線國家在次區域這個層面上切實感受到“一帶一路”倡議對自身發展的 有利作用,并在此過程中強化中國的地緣經濟優勢。我們還可以仿照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中新開發出來的“金磚+”模式,倡導“一帶一路+”新經濟合作理念,即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合作規劃、制度、國際組織等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下實現多層次、多結構、多渠道的有效合作,沖破地域限制和思維局限。
二是切實防范安全風險。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幾乎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各種傳統與非傳統的安全威脅。在傳統的地緣政治安全風險方面,大國博弈、領土領海爭端等都會給倡議的推進帶來安全陰影,我們要同周邊沿線國家建立良好的溝通和危機管理機制,努力將“一帶一路”的“經濟屬性”與各種安全問題脫鉤,避免其對地區經濟合作的推動作用被各種出于自身地緣政治野心目的的安全問題所“綁架”;在非傳統安全方面,我們應同該地區內的沿線各國強化地區安全治理機制構筑,推進風險共擔和機遇共享,在“危機管理”機制外探索構建地區性“機遇管理”機制,通過提升功能性議題的治理水平,降低和防范相應的安全風險,提高應急處置能力, 形成反應迅速、多方聯動的安全風險應對機制。
三是加強同域外大國的溝通協調。我們不應采取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觀來處理同域外大國的關系。在堅決抵御域外大國對我同東亞各國進行“一帶一路”合作的無端指責、惡性競爭和安全挑釁的同時,也不能總揣著“陰謀論”的想法一味排斥和回絕域外大國參與合作的意向,應轉變固有思路, 思考將其發展成能為東亞的“一帶一路”合作貢獻力量的行為體。一方面, 在對外宣傳上要避免將“一帶一路”經濟合作話語“戰略化”“政治化”和 “安全化”,以化解域外大國對“一帶一路”的疑慮,同時要分配好與大國之間的利益,并以實際行動與相關大國分享信息、增信釋疑;另一方面, 應以地緣經濟合作思維來應對域外大國的地緣戰略圍堵計劃,例如歡迎美日等國參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或與美日印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協商“一帶一路”倡議同“印太經濟走廊”、新絲路計劃、日本—湄公河伙伴關系計劃、“季風計劃”等項目的綜合對接。
四是強化國內機制的統籌協調。一是要落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內部門主體責任,避免“政出多頭”現象的發生,強調政策的落實和執行; 二是賦予專門負責“一帶一路”建設的部門、組織和機構以更大的權力來協調政策的推進;三是切實統籌“國家—社會”兩大方面,更好地發揮非政府、非官方的社會力量和民間力量在諸如“一帶一路”海外利益維護與拓展 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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