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區域創新發展報告

　　長三角區域的經濟高速發展贏得了全球矚目，同時，長三角區域還是我國創新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域。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不斷創新發展模式，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昆山模式、蘇州模式等，對全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經驗參考。但在當前全國上下實踐科學發展觀、深刻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實施科教興國宏偉戰略的關鍵時期，長三角區域能否繼續加快創新發展步伐，不斷提高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創新能力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和影響力，是全國所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關系到長三角區域提升經濟活力、競爭實力、發展能力的關鍵因素。  一 長三角區域創新發展的總體進程[1]（一）長三角區域加快創新發展的背景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經濟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目前，江浙滬三地的經濟總量已占到全國的24％左右。但是，自“十五”發展時期以來，長三角區域的經濟發展遭遇到市場、資源的雙重約束，主要表現為：土地、電、水、原材料、資金等資源要素全面緊張；長三角經濟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升，生產總量擴張與效益下降的狀況同時存在，并且對外貿易的難度和摩擦越來越大；環境破壞狀況不斷加劇，嚴重缺水已成為長三角區域大部分地區的嚴峻現實。如果不實質性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這些制約因素的壓力還會繼續增大。以浙江為例，僅“十五”發展期間，浙江的耕地即減少了240萬畝，相當于“九五”發展時期的22倍。水資源的綜合利用率非常低，目前浙江全省的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約為36%左右，僅達到“十五”指標70%的一半。能源消費強度趨升，“九五”發展時期浙江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為056，煤炭、電力、石油制品消費彈性系數分別為039、101和104，而2001~2004年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已上升到091，煤炭、電力、石油制品消費彈性系數分別上升到了089、146和114。投資效果系數（新增GDP與同期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率）總體呈下降趨勢，2001~2004年為0299，與“七五”和“八五”時期相比，分別下降了0262和0421，即浙江每增加1億元GDP需要的固定資產投資，由“七五”和“八五”時期的178億元和139億元，提高到了“十五”時期前四年的335億元。同時，高消耗帶來的是高排放和高污染，2004年浙江全省廢水排放總量達281億噸，工業廢氣排放總量達11749億標立方米，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2318萬噸，分別比2000年增長319%、805%和672%。萬斌：《2006年浙江發展報告（經濟卷）》，杭州出版社，2006。在浙江全省的十大水系中，有313%的監測斷面水質為五類和劣五類，運河、平原河網和城市內河污染嚴重，湖泊存在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現象。近岸海域已沒有一類海水，其中707%的海水水質為四類和劣四類，污染程度居沿海省市區第2位。浙江的發展狀況反映了長三角區域目前在經濟發展方面所遭遇的困難和問題。然而，深層次分析，市場和資源環境雙重約束的本質在于傳統的粗放經濟增長模式，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缺乏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創新能力強有力的支撐和推進。   同時，長三角區域在創新發展方面也遭遇到很大的難度，主要表現為促進長三角區域各地區創新發展的制度機制還不健全、企業普遍缺乏強烈的創新發展沖動、科技創新的領軍人才相當稀缺、創新發展的協作體系不夠完善等。如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最近對江蘇同類型的200家企業作了關于自主創新的抽樣問卷調查，反饋的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長三角區域目前企業自主創新的狀況(見表1)。表1江蘇200家企業自主創新現狀問卷調查反饋情況單位：%評價項目好較好一般差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7102073政府對于自主創新的作用17251939企業的研發投入情況9161164企業研發投入能力5121568企業科研人員在全社會中比重的評價671374知識產權保護情況14172049教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9172163不同類型企業自主創新的平等待遇25885科技人才作用的發揮8171857政府對自主創新的獎勵40211722另外，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還設計了影響企業自主創新的障礙因素調查問卷，先后對200家企業高層人員進行試測，利用社會科學軟件包（SPSS for windows75）對調查所獲得的數據進行聚類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表2聚類分析結果變量名稱變量具體內容被聚類別V1企業自主創新積極性不高1V2政府集中的科技資源過多2V3企業沒有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1V4研發投入較多地集中于政府2V5企業研發人才少、水平低1V6政府偏重于對GDP的政績考核2V7經濟增長方式未明顯轉變2V8科研人才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3V9專利申請手續多、時間長4V10創業人才、風險投資人才緊缺3V11科技人才積壓、浪費較大3V12科技成果轉化難度大4V13教育、科技與經濟結合不緊6V14自主創新機制沒有形成6V15與外資企業不平等6V16政府科技投入的效果較差5V17科技投入有挪用的情況5V18企業研發投入不足5V19企業盈利水平較低5V20假冒偽劣產品盛行4V21人力資本的作用沒有充分體現4V22政府采購對新產品重視不夠6（二）長三角區域加快創新發展的重要意義1創新是長三角區域加快發展轉型的重要基礎發展轉型不是普通發展的自然結果，必須尋找和強化與傳統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發展動力，在此基礎上才能有效推進發展轉型。長三角區域只有加快發展轉型，才能真正突破當前發展中的市場和資源約束。而關鍵是提前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創新發展能力，從而擺脫長三角經濟發展對傳統資源要素的嚴重依賴，把經濟發展主要放在科技創新、技術進步、制度機制創新、充分利用和發揮人力資本的基礎上。2創新發展是提高長三角區域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抓手長三角區域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導向在于提高區域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實現從長三角“生產”到長三角“制造”、從“生產加工中心”到“設計制造中心”的跨越。而在當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把握市場競爭主導權、取得競爭優勢的主要因素是提高以科技為核心的全面創新能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造長三角區域的產業優勢、品牌優勢、市場優勢和發展優勢。3創新發展是長三角區域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路徑創新是向未來發展不可或缺的靈魂。科學發展觀強調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強調的核心仍然是發展，所要求的是更好更快的發展。通過創新發展的大力推進，有效解決和協調發展與資源、環境和市場的嚴重矛盾對立關系，不斷開創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和新領域。（三）長三角區域各地區創新發展的初步成就在國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方針指引下，在長三角區域內在發展要求的促進下，長三角區域各地區的創新發展已開始邁開大步。1浙江的創新發展成就（1）區域創新體系初步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研發能力明顯增強，目前浙江全省共有國家級技術中心16個，省級高新技術企業研發中心375個，省級企業技術中心300個，累計開發省部級以上新產品803個，獲得國家、省部級科技進步獎項560項，發明專利394項。公共基礎、行業和專業、重點區域等三類科技創新平臺基本建成，浙江全省現有省部級重點實驗室、中試基地、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0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9個，國家級生產力促進中心6個，省級區域科技創新服務中心55個。開放型的科技市場體系不斷完善，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中國浙江網上技術市場。同時，加強國內外科技合作，聯合共建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組織實施了一系列長三角重大科技攻關項目。（2）科技進步與創新的活力不斷增強。浙江在全國率先開展科研院所改制，鼓勵技術要素參與分配，支持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兼職創辦科技企業。注重引進國內外大院名校、先進技術和優秀人才，加強科技交流與合作，兼容并包，為我所用。目前浙江已累計引進中科院、清華大學、諾基亞、西門子、印度塔塔等國內外大院名校和大企業共建種類創新載體近300家。形成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市場競爭力較強的企業。目前，浙江全省擁有中國馳名商標70件，中國名牌產品139件，分別居全國第1位、第3位。（3）高新技術和科技重點項目的帶動作用明顯提高。“十五”發展時期，浙江圍繞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實施了重大科技項目254項，實施火炬計劃項目1200余項；圍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發展和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組織實施國家級農業科技攻關項目186項，省級農業科技攻關項目620項，省級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星火計劃項目1331項，圍繞生態省建設和發展海洋經濟、循環經濟，組織實施國家科技計劃項目66項、省級重點科技項目205項。2005年，全省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超過400億元，比2000年增長16倍；高新技術企業實現產品銷售收入3817億元，比2000年增長17倍。（4）科技進步與創新的環境進一步改善。浙江全省各級財政和全社會的科技投入大幅度增長。2005年全社會和全省各級財政科技投入305億元和445億元，分別是2000年的29倍和318倍。修訂出臺了科學技術進步、專利保護、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科學技術獎勵、企業技術秘密保護等方面的多項法律法規，加強專利行政執法檢查和專項整治，切實推進知識產權開發和保護。重視發揮人才的支撐作用，實施“151人才工程”，培養和引進了一大批學術、技術帶頭人。2江蘇促進創新發展的政策措施（1）從實際出發，充分發揮政府在構建自主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在構建江蘇區域創新體系方面，把握好政府作用的著力點，既減少對企業創新的限制，又力求政府行為與未來發展保持方向上的一致，而不是給下一步的發展設置障礙。（2）改變政府經濟發展的目標模式，將各級領導的政績取向轉到建設自主創新環境上來。好的創新環境會不斷孕育出大量的創新思想、不斷地增進創新動力、不斷地形成創新成果、不斷地促進創新擴散。江蘇必須有效利用全球各種知識技術資源和積極因素為江蘇的創新發展服務，并通過體制改革形成利益驅動與行為規范，引領、支持、鼓勵乃至“逼迫”企業走上自主創新之路。（3）認真學習國外成功經驗，走引進—吸收—消化—創新的道路。長三角區域有些產業具有相當規模，但過于依賴引進，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怪圈。江蘇要加大對消化、吸收與創新的投入，改變偏重引進卻忽視消化、創新的狀況。（4）建立科學的創新投入管理體系，提高創新投入的實際效果。內容包括：設計一整套包括科技預算、執行和監督三權分立的體系，尤其是構造一個科學且獨立的科技投入、科技計劃及項目評估的監督機制，讓許多科技經費得到應有的監督，防止造成相當大的浪費。現有的投入計劃帶有很強的部門意識，部門自己確立、自己驗收，既不與其他部門協調，更缺乏事后的評價，不可能有較高創新投入效果。(5)重新培育風險投資主體，加快發展科技創新風險投資。江蘇設立風險投資已經有10年左右的歷史，但投資主體很不規范，基本上是政府財政出錢成立風險投資公司。結果，應該獲得風險投資基金的項目少有投資，本來就有限的投資基金甚至被拿去炒股。因此，有關部門應通力合作,盡快出臺鼓勵科技創業投資的政策措施，完善風險投資基金的規范化運行機制。(6)實施民營科技企業自主創新計劃，積極培育民營企業成為創新主體。鑒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尚未到位，許多國企的走向不夠明朗，江蘇將考慮適當改變長期以來科技投入向國企傾斜的狀況，加大對民營科技創新的投入，引導民營經濟走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爭取用3~5年時間，在江蘇培育一批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和較強市場競爭力的科技型民營企業群體。(7)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努力構筑江蘇人才創業高地。一個不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和地區，肯定是一個經濟和科技落后的國家與地區。缺少知識產權的保護，跟“知識無用”、“讀書無用”基本上是等價的認識。必須樹立法律的尊嚴和威懾力量，讓知識產權所有者主體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尤其是改變現實中知識產權保護案件起訴難、判決難、執行難的狀況。同時，建議引入市場機制，制定敢為人先的人才使用和利益分配政策，努力打造有利于人才成長的環境。（8）尋求利益共同點，結成創新利益共同體。創新發展和科技創新需要協作協調體系，要打破不同地區之間的各種對創新發展的障礙因素，促進各種積極因素的集聚和互動，加快江蘇的創新發展步伐。（9）建立專家咨詢機制。激發自主創新活力，形成自主創新機制和環境，對政策、制度設計有很高的要求。必須建立有專家參加的決策咨詢制度，增強自主創新宏觀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任何一項促進自主創新的政策制定和實施，要吸收專家參與對政策的前提、過程、程序和結果的可行性論證和研究，在一定范圍開展必要的討論和爭論，最大限度地減少部門利益和權力對政策的影響，保證政策的目標實現，提高政策的實際效果。（10）加強自主創新政策落實的檢查驗收。建立促進創新政策實施效果的評價機制，強化對政策貫徹落實情況的檢查監督，建立嚴格的驗收考核制度。增加有關創新促進政策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將政策內容、政策實施情況、政策驗收考核結果在一定范圍內向社會公布，歡迎社會監督。3上海進一步完善激勵創新發展的政策和服務根據國家統計局和科技部聯合完成的全國及各地區科技進步最新統計監測報告，2005年度上海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首次躍居全國首位。與此同時，由中國科技發展戰略小組完成的《2004~2005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也顯示，上海區域創新能力居全國首位。兩個“首位”凸現了上海在建設創新型地區中的領跑地位，也展示了上海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的扎實步伐。進一步加強政策引導和服務，為上海的創新發展營造更為優越的環境，是上海加快創新發展步伐的主要方面。（1）不斷推出和完善激勵上海創新發展政策。2006年，《上海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正式公布。上海科技發展規劃綱要對上海的創新發展和科技創新進行了明確的戰略部署，在創新重點、創新目標、創新體系、創新服務等方面制定了清晰的階段性實施方針。為配合上海的科教興市主戰略，上海還先后出臺了《上海科技創新登山行動計劃》、《上海知識產權戰略綱要(2004~2010)》等政策。2006年6月初出臺的上海促進科技創新的“36條”政策，在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的基礎上，重點聚焦增加創新要素投入、提高創新活動效率、促進創新價值實現三個主要環節，力求最大限度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在政府主導及推動下，通過政策效應由儀器設施共用、科學數據共享、科技文獻服務等10大子系統“串聯”而成的上海公共研發服務平臺開通，提供公共服務，降低創新創業成本，使有限的科技資源有了無限的創新可能。而《實施〈上海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若干配套政策》的實施細則也已經擬定。據透露，這項工作將細之又細，最終具體到“每個窗口的操作流程”。（2）加強政策引導，聚焦創新方向。上海通過制定創新促進政策，一方面激勵企業和全社會積極投入創新主戰場，同時規劃引導創新發展的主導方向。上海目前在創新發展方面主要突出抓好“三個聚焦”和“三個加強”：“聚焦”方面：一是聚焦企業主體，著力激發企業自主創新的內生動力；二是聚焦國家戰略，著力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三是聚焦創新基地，著力放大張江高新技術園區的政策效應。“加強”方面：一是加強投融資機制創新，進一步完善企業創新創業的金融環境；二是加強“市區聯動”，進一步激發上海區縣基層的創新發展活力；三是加強人才培養，進一步打造上海創新人才高地，真正突破自主創新的瓶頸和障礙，充分發揮上海自主創新的潛力和優勢。0（3）積極打造創新發展的基礎工程，著眼于上海創新發展的可持續性。上海市科委2006年發布了《上海市科普事業“十一五”規劃》，科普將成為推動上海科技創新、創新發展的基礎工程。上海科普規劃提出，到2010年，上海市民科學素質將在全國率先達到世界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末水平，實現人均科普經費在“十五”基礎上翻一番，平均每50萬人擁有一家科技類場館，科普內容占廣播電視傳播內容總量的比重比“十五”期末提高5個百分點。規劃中的部分內容已開始先期試點。2006年秋季開學，上海首批23萬中小學生率先把研究性課程的課堂就近“搬”進了學校附近的科技場館。上課不再是填鴨式的灌輸，所有問題的答案都蘊涵在自由探索的過程中。從2007年起，這種全新的上課模式將在上海全市160萬中小學生中全面推開，并且作為研究型課程編入教學計劃。（4）促進創新集群，增強競爭和發展優勢。創新集群，是指創新主體的區域性集聚，良好的區域集聚環境有利于促進創新分工、研究開發、風險基金和商業運作以及專業人才等各類資源的匯集，加快創新發展速度，提高創新發展效益。按照上海市中長期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目標，上海將進一步加速區域創新集群形成，創造特色產業集群的科技創業新局面。繼續強化“聚焦張江”戰略，提升金橋、漕河涇等園區的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推動上海紫竹科學園區和楊浦知識創新區建設。注重引進知識密集、有成長潛力的企業，協助企業融入區域創新網絡，并加強與長三角地區的區域合作和良性互動，形成若干有產業競爭優勢的高技術產業集群，促進長三角區域整體競爭優勢的提升。（5）大力發展市場中介和高端服務企業。科技中介服務經紀人在技術商品的供需雙方之間起溝通、聯系、促進交易的作用。隨著技術商品化和科技成果轉化活動的廣泛展開，技術經紀人對科技決策、研究開發、成果轉讓、技術服務直至形成生產整個過程，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今后的15年內，上海要培育與創新相關的市場中介服務和高端服務，適當放寬中介機構的經營范圍，放寬科技經紀人的資質條件，鼓勵其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的各種經紀活動。（6）積極實施鼓勵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計劃。在資金支持方面，上海與國內外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緊密合作，共同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十五”期間，上海共計投入48億元，資助了1388家企業，累計新增產值達593億元，利稅144億元。根據上海產業布局，從2004年開始，上海設立了專項基金，通過風險投資機制，重點對現代裝備制造業、信息產業、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領域實施重大產業科技攻關項目，首批29個項目已有9個形成產品。同時，為促進高新技術成果轉化，上海市政府用6億元作為風險投資資金，進行專項引導。至2006年底，實施6年來，實際投入31億元，累計形成產值15347億元。（四）長三角區域各地區創新發展的宏偉目標長三角區域各地區都已提出了創新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具體目標。江蘇要成為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大省，通過創新發展和科技進步，實現江蘇成為全球范圍內重要的先進制造業中心之一。浙江也已明確提出，要用15年時間建成創新型省份和科技強省。到2010年，全省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5%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0%以上；發明專利授權量和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均居全國先進水平；高新技術產業產值超過1萬億元，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25%左右；突破和掌握一批對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明顯帶動作用的核心關鍵技術，培養和造就一支具有國內領先水平的創新人才隊伍，基本建成具有浙江特色的區域創新體系。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5%以上，使浙江省成為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高新技術產業成為主導產業、傳統產業得到全面改造提升、創新創業環境優越、具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創新型省份，成為科技綜合實力、區域創新能力和公眾科學素質居于全國前列的科技強省。根據世界發展趨勢以及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結合上海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實際，上海提出了以知識競爭力為測度的上海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和科技發展的目標。至2010年，上海的知識競爭力加速提升，知識社會基礎夯實。區域創新體系逐步完善，知識競爭力居全國前列，全社會R&D經費支出相當于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28%以上（其中企業R&D經費支出占全社會R&D經費支出的比重達到65%以上），公眾科技素養達標率超過10%，國際科技論文年收錄數量達25000篇，百萬人年專利授權數量達1500件（其中百萬人年發明專利授權數量達200件），知識密集產業的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30%以上，科技創新成果為上海世博會提供技術支撐，上海成為國家重要的知識生產中心、知識服務中心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在夯實創新型國家建設基礎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至2020年，上海的知識競爭力充分提升，知識社會形態初現，區域創新體系高效運轉，知識競爭力名列亞洲前列并進入世界先進地區第二集團，成為亞太地區的研發中心之一。若干科技領域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涌現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和產業，全社會研究開發（R&D）經費支出相當于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35%以上（其中企業R&D經費支出占全社會R&D經費支出的比重達到70%左右），公眾科技素養達標率超過15%，國際科技論文年收錄數量達40000篇，百萬人年專利授權數量達3000件（其中百萬人年發明專利授權數量達450件），知識密集產業的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0%以上，為上海基本建成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提供強有力的支撐與保障，為我國成為科技強國奠定基礎并發揮引領作用。二長三角區域實現進一步創新發展的理論分析框架和衡量指標[1]（一）研究長三角區域城市群個體創新發展能力的現實意義前面主要就長三角區域創新發展的基本背景、所面臨的問題及創新發展的進程和政策措施等內容進行了總體性的描述。但是，長三角區域實現進一步的創新發展需要內在動力因素的培育和激發，這將落實到長三角各城市個體。因此，下面我們將對長三角城市群中一些城市的創新發展能力進行具體分析，并探討長三角各城市間如何進一步加強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的協同，從而加大長三角區域的整體創新發展效應，加快長三角區域的整體創新發展步伐。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全球競爭越來越體現為區域之間的競爭。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和科技要素愈益成為主導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性變量。為了能夠保持區域經濟的競爭實力，許多區域紛紛把提高本地區的創新能力作為發展的重點。從我國區域發展狀況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發展實踐，已經形成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三大較具競爭力的區域發展板塊，尤以20世紀90年代以后崛起的長三角區域更具發展優勢。顯然，這種發展優勢與長三角區域的創新能力更高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同時，創新發展對長三角區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1）長三角區域是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空間集聚區之一，該地區所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占到全國的20%以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在未來的一段時期里，中國對外開放的速度將大大加快，長三角也將會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沖擊，因此，研究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保持長三角整體的國際競爭能力對于保持中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2）據相關資料顯示，全球每生產4臺電腦中，就有1臺是在中國江蘇省完成組裝的；但這一臺電腦所能夠賺取的利潤卻僅相當于10個蘋果的價錢。由于缺乏自主的核心技術、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中國越來越淪落為世界的生產車間。因此，要提升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提升創新能力，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長三角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區域，積聚了國內外大量的知識要素和科技要素，也初步具備了有利于創新的制度環境。在下一階段，要從長三角城市群個體和群體層面上整合這些要素，切實形成在創新能力上1+1>2的空間協同效應，這既是長三角區域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構建創新型國家的實踐保障。（3）長三角城市群是一個由眾多行政區域組成的空間集聚體，雖然一些研究對其中的一些城市（如上海、南京等）的創新能力有所分析，但較為全面探討長三角城市群主要城市的創新能力、創新特點的研究仍不多見，尤其是缺乏從量化角度展開的分析。這就使得人們很難準確把握長三角創新能力的總體現狀和空間結構特征，也難以跳出僅僅從單體區域出發制定適合城市群發展的政策，產生了技術擴散效應的受阻、創新資源的無效或低效配置、創新政策形不成合力等等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立足城市群創新能力的量化比較，并以此為基礎提出長三角區域創新分工的建議，具有較高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二）城市創新能力的理論框架與衡量指標要評價和衡量城市創新能力，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創新。綜合前人的觀點，對創新的理解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①創新就是指創造新東西；②創新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不斷追求卓越、進步和發展的理念；③創新的本質在于創造新的效益和效率。更有甚者，有些學者還僅僅把創新理解為技術創新，從而產生了誤導。事實證明，創新是一個涉及面較寬的概念，它的核心包括兩個基本方面：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與此同時也需要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盈利模式創新作為可持續的支持條件納入其中。基于此，我們認為：城市創新能力就是在城市創新過程中，在充分利用區內外各種創新資源的基礎上，不斷將知識、技術和信息等要素納入地區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一種能力，其本質就是對地區知識和技術發展狀況的綜合反映。從結構層面上分析，我們認為：城市創新能力是由附著于空間上的知識要素、人才要素和制度要素三個部分組成，它們分別對應了城市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制度資本的發育程度；而在創新能力上，這三大資本又分別對應著創新主體、創新源泉和創新環境，并且創新主體和創新源泉是創新能力的內部要素，創新環境則是外部要素（見圖1）。圖1城市創新能力的解釋框架基于對這一理論架構的認識，我們將進一步設定衡量城市創新能力的統計指標。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我們無法在指標的選取上做到盡善盡美，但就所要選取的統計指標而言，其基本的原則在于簡便和真實。1對人才要素的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源越是富足，則創新的根基就越牢固，地區的創新潛力也會越大，它是驅動地區創新行為發生的主體，也是提升城市創新能力的創新主體。在具體評價時，我們設定的路徑是沿著從人才基本素質到各類具體專業，從創業人員到一般人員的創新意識，從低端人才到高端人才等層面來顯示地區人力資源的具體情況。具體涉及人才的文化素質指數、專業人員指數、創業人員指數、高級人才的獲得指數以及求新意識指數5個指標。2對知識要素的衡量知識是創新的基礎，任何領域的創新活動都要以該領域中的已有知識和成果為起點。對地區知識要素而言，它就是指創新主體在進行創新時所必備的知識條件，它包括扎實足夠的專業知識、哲學知識（方法論）、相關學科的前沿知識等。在具體評價時，我們將把知識要素劃分為兩個基本層次，一是知識的源生層次——教育發展程度，二是知識的應用層次——科技發展程度。教育發展程度主要通過對地區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們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和地區教育支出來衡量，主要包括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指數和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指數；科技發展程度將采用地區大學、科研院所指數，R&D投入指數等，這些指標匯聚在一起最終體現為科技的研發、創新與應用能力。3對制度要素的衡量制度要素就是指對地區創新能力變化起到顯著作用的外生變量，它們要么表現為制度變量本身,要么體現為制度的執行效果。在本文中，我們使用開放程度、信息化程度和政府能力三個指標。首先，地區開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該地區創新的速度及其規模，它主要通過地區經濟國際化程度、經濟區域化程度、人文國際化指數和社會交流指數來衡量。其次，信息化是地區創新的重要現代化途徑，它可以通過每百人擁有移動電話機數、城市網站數及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指數來衡量。最后，政府的能力體現為政府的運作效率，它是改變地區創新能力的重要制度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地區創新的效率。可以通過政府審批與管制指數、政府規劃能力、政府財政能力、政府執法能力、政府服務能力和政府創新能力指數來衡量。值得說明的是，城市創新能力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命題，雖然此前許多學者對此曾進行過大量的研究，但直到目前，學術界尚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體系。在本文中，我們所設定的理論框架和指標體系也是初步的，依舊存在許多不當之處。此外，我們將采用逐級遞進的算術加總方法進行統計測算，數據主要取自倪鵬飛《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05）中的若干指標。（三）長三角城市群創新能力定位1長三角科技發展水平從20世紀90年代起，長三角區域形成了以上海為龍頭，江蘇和浙江為兩翼的發展格局。長三角兩省一市之所以能夠取得良好的發展業績，是與該地區具有較高的科技發展水平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據2005年全國及各地區科技進步統計監測結果顯示，上海、江蘇和浙江的綜合科技進步水平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名列全國第1、4、7位，屬于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地區根據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將全國31個地區的科技進步總體水平劃分為六類：第一類：為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高于60%的地區，包括上海、北京和天津。第二類：為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低于60%，但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561%）的地區，包括廣東、江蘇、遼寧和浙江。第三類：為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高于監測標準40%的地區，包括陜西、山東、重慶和福建。第四類：為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在監測標準40%以下，但高于監測標準1/3的地區，包括黑龍江、湖北、湖南、吉林、四川、山西、海南、河北、新疆、河南、安徽、甘肅和內蒙古。第五類：為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低于監測標準的1/3，但達到1/4以上的地區，包括青海、廣西、江西、寧夏、貴州和云南。第六類：為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低于監測標準1/4的地區，如西藏。。但從具體指標上看，江蘇和浙江的有些指標還并不盡如人意。比如，在科技活動產出方面，江蘇和浙江都落后于4537的全國平均水平；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方面，浙江僅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70%；在科技進步環境方面，江蘇和浙江也并不比全國平均水平有更好的表現（見表3）。表32005長三角科技進步統計監測結果科技進步環境指數名次科技活動投入指數名次科技活動產出指數名次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名次科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指數名次上 海6900260002900015560480171江 蘇5129551317383312568360555浙 江487110510883437928961359776全 國4867—4208—4537—4171—4985—資料來源：根據《2005全國科技進步統計監測報告》整理而得。2長三角城市群創新能力定位與比較盡管我們已經確知長三角區域的總體科技發展狀況,但對長三角區域各個城市的綜合創新能力仍是一無所知。因此我們將運用前文構建的指標體系對長三角城市群的創新能力進行定位與比較。通過對三級指標（以及四級指標）的統計，我們得到了衡量創新能力的四個二級指標的具體數值及其排名，并最終得出了長三角城市群的綜合創新能力由于數據有限，我們沒有統計鎮江、泰州、揚州這三個城市的指數。。具體數據見表4。通過表4，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綜合創新能力還是存在著顯著差異的。創新能力最高的上海與創新能力最低的舟山在綜合創新能力指數上相差1057，這也就是說，舟山市的綜合創新能力還不到上海綜合創新能力的50%。從離散度上看，長三角13個城市創新能力的變異系數為0217。理論上講,這一數值并不算高，但從數據結構上看主要是因為大多數城市的創新能力指數分布在10~15之間。為了能夠清楚地揭示長三角城市群在創新能力上的結構性特征，我們將對綜合指標和各個二級指標作出進一步的統計分析。具體研究方法為：①計算出各個指標的均值和標準差；②設定指標的結構為六個象限，以“均值+α×標準差”為表4長三角城市群創新能力定位指標分析地區人才狀況指數排 名科技狀況指數排 名教育狀況指數排 名硬環境指數排 名綜合創新指數排 名上海373313455114951108471195301杭州3593214431069375557136574嘉興256481037603791074278114079湖州22061102613026512637313910412寧波32223110450842585564137243紹興26077086680511879535119377舟山166113053112029511647112895813臺州20371208329018513654111959511南京293951712213432688210128765無錫26426088470502985693125976蘇州296541161406447954214312常州232790653110847476896115168南通2321006561008146706491085410變異系數0224—0711—0583—0167—0226—標準，此處α分別取±05和±1；③分別將各個地區的指標置于相應的區間之內；④依據各個地區指標數值所嵌入的象限，我們由高到低依次命名為：高創新力地區、較高創新力地區、一般創新力地區、創新力欠佳地區、創新力較差地區、創新力最差地區。具體賦值如表5所示。表5長三角城市群創新指標劃分區間綜合創新指數人才狀況指數科技狀況指數教育狀況指數硬環境指數均值123132678112207077805標準差27830601079804121306均值+標準差150963279192011199112均值+1/2標準差137042979152109138458均值-1/2標準差109212378072405017152均值-標準差95302077032502956499對照表5，可以將長三角城市群在創新能力上做出具體劃分。同時，我們也分別就各個指標的具體構成進行了相關分析，從中提煉出對指標最具影響力的具體因素，結果參見表6。表6長三角城市群創新能力結構分析綜合創新能力人才素質科技發展教育能力硬環境高創新力地區上海上海杭州上海上海南京上海蘇州較高創新力地區蘇州寧波寧波南京杭州無錫寧波一般創新力地區杭州南京無錫蘇州南京杭州蘇州常州寧波南通紹興創新力欠佳地區紹興常州嘉興無錫紹興嘉興寧波嘉興無錫紹興臺州蘇州紹興無錫常州杭州嘉興創新力較差地區南通臺州常州南通湖州南通常州舟山嘉興南通南京臺州創新力最差地區湖州舟山臺州舟山湖州舟山湖州臺州舟山湖州最大影響因子科技發展從業人員文化素質科技創新能力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開放程度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把基本結論整理如下：（1）反映綜合創新能力的指標是由四個二級指標構成的，在影響綜合創新能力上，以各個指標與綜合創新能力的相關系數為標準，按大小依次為科技發展指數（0914）、硬環境指數（0912）、人才素質指數（0893）、教育能力指數（0790）。由此可見，科技發展指數因素是影響綜合創新能力的主導性因素。（2）科技發展指數是這四個二級指標中差異最大的，其自身的變異系數高達0711，這說明長江三角洲地區在科技發展狀況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科技發展狀況最好的是上海，指標數值達到3455；最差的是湖州，指標數值只有026，不及上海的1/13。從科技發展指數的構成上看，以相關系數為標準的影響程度排列為：科技創新能力指數（0963）、大學科研院所指數（0897）、科技轉化能力指數（0801）、R&D投入綜合指數（0790）。顯然，科技創新能力指數因素是影響科技狀況的主要因素。從這些指標在空間上分布的離散情況來看，科技創新能力指數的變異系數最高，達到1460，其他依次為大學科研院所指數（1155）、R&D投入綜合指數（1072）、科技轉化能力指數（0403）。這說明，長三角地區科技創新能力的區域差異非常顯著，它是制約長三角地區整體科技發展水平提升的關鍵因素。（3）在城市硬環境建設問題上，盡管城市群之間的差異（變異系數）最小，但從絕對值上看，差距也是不容忽視的。比如，硬環境指數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湖州相差447，也考慮到各自的基數水平，湖州市的硬環境指數只是上海硬環境指數的60%。從指標的關聯度上看，與硬環境聯系最大的指標是開放程度指數（0886），其他依次為信息化程度指數（0825）、政府能力指數（0824）。顯然，開放程度是影響硬環境的關鍵因子。通過計算它們各自的變異系數，我們發現，三者中信息化程度指數的變異系數遠大于其他兩個指數的變異系數。這說明長三角地區信息化程度的差異是顯著的。(4)構成人才素質指數的三級指標有五個，按照影響能力，按大小依次排列為從業人員文化素質（0791）、高級人才（0773）、求新意識（0750）、各類專業人員指數（0620）、創業人員指數（0494）。很明顯，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是影響人才狀況的主導因素。雖然從業人員文化顯著影響人才素質指數的高低，但長三角城市群之間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差異不大，其變異系數（0078）在各個反映人才素質的指標中最小。(5)就教育能力的指標構成而言，三級指標與教育綜合指標的相關系數按高低依次排列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指數（0860）、中等以上學生占全部學生數指數（0765）、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指數（0634），表明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是影響教育狀況的主要因素。根據長江三角洲的教育狀況的各個三級指標，我們進一步計算了變異系數。結果表明，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指數的變異系數最高，達到1485，其他依次為中等以上學生占全部學生數指數（0536）、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指數（0499）。這反映出，長三角地區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綜合來看，長三角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是影響整個長三角地區科技發展狀況的主導因素，而科技發展狀況又是影響綜合創新能力的主導性因素。因此，城市群科技創新能力將顯著影響長三角整體的綜合創新能力。也就是說如果哪個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它對長三角整體的綜合創新能力的推動作用將是非常顯著的。遺憾的是，長三角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空間差異顯著，這需要給予高度關注。成人高等教育雖然也顯著影響長三角的教育狀況，但由于教育狀況對綜合創新能力的作用不如科技創新能力強，所以它的作用也不如科技創新能力顯著。三制約長三角區域創新能力的因素分析以上是對長三角城市群內部創新能力的比較與分析，那么與全國的狀況相比，長三角城市群處于何種地位呢？它又將反映出哪些問題呢？下面我們主要利用衡量創新能力的部分三級指標中的最大值（max16）與全國相應指標數的最大值（max全國）進行比較（見表7）。表7長三角城市群重要的創新因素最大值與全國的比較[3]部分三級指標max16max全國max16/max全國科技發展狀況1科技創新能力指數上海（0692）北京（1）06922大學科研院所指數上海（0763）北京（1）07633科技轉化能力指數上海（1）上海（1）14R&D投入綜合指數上海（1）上海（1）1硬環境發展狀況5城市網站數指數上海（0839）北京（1）08396政府創新能力指數上海（0994）廣州（1）09947服務能力指數上海（0978）溫州（1）09788經濟國際化程度指數蘇州（0316）惠州（1）03169經濟區域化程度指數蘇州（1）蘇州（1）1人才狀況10從業人員文化素質指數杭州（1）杭州、北京（1）111求新意識指數上海（1）深圳、上海、廣州（1）112創業人員指數杭州（072）重慶(1)072教育狀況13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數指數上海（0707）北京(1)070714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指數上海（0381）深圳(1)038115中等以上學生全部學生數指數南京（0846）長沙(1)0846通過表7的數據并結合前文的統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兩個重要結論。1經濟發展水平居全國前列的長三角地區，其內部的城市在一些創新指標上與全國相應指標的最大值存在著顯著的差距（1）經濟國際化程度很低蘇州是長三角地區經濟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是與全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惠州相比只有后者的1/3強；與此同時，反映經濟區域化程度的指標卻處于全國前列。這說明長三角地區雖然經濟發展的區域化程度較高，但主要局限在長三角內部城市之間的經濟互動，大部分城市與國際的經濟互動仍然處于被動開放、被動納入國際生產體系的狀況。雖然長三角地區吸引外資總量較大，但是外資產業層次不高、水平較低，即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這已成為長三角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問題。此外，地區經濟要素的國際化程度較低、產業支撐服務功能不全、參與國際競爭層次較低。（2）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不足上海市是長三角地區公共教育支出最高的地區，處于全國第二位，但是其公共教育支出指數與全國最高的深圳的指數相比，差別較大。雖然我們不能排除該指標在計算時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差人均公共教育支出等于其當地的公共教育支出與其當地常住人口的比值。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其流動人口較多；而上海是一座老城，雖然流動人口不少，但是與前者相比，其常住人口基數還是比較大的。，但人均公共教育不足的現實卻是值得重視的。（3）反映長三角地區整體創新能力的指標參差不齊我們從表8中看到，長三角地區三級指標中數值最大的地區大都集中在上海，呈現出上海一枝獨秀的局面。上海的單極化發展必然造成它強烈地吸納和汲取周邊地區大量創新要素的事實，從而當上海自身創新能力快速發展的同時，很可能對周邊地區創新能力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從長三角整體出發，創新能力的空間差異越大，對整體創新能力的快速提升所起到的負面作用就越強，這有點類似于“木桶”效應。這一事實表明，盡管上海的創新因素以及自身的綜合創新能力都很高，但是整個長三角地區卻達不到如此高的水平。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優勢地區與劣勢地區沒有形成相互幫扶的局面，那么整個長三角地區就不可能形成一種創新發展的合力。（4）科技創新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地區間差距有待進一步縮小從前文已知，長三角的科技創新能力將顯著影響其綜合創新能力，也就是說如果哪個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它對綜合創新能力的提高也是非常顯著的。同時，長三角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區域間差異顯著，需要給予重視。上海市的科技創新能力在長三角地區最高，數值為0692；而長三角科技創新能力最低的是舟山，最低數值為0013；且長三角除上海地區外，其他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指數均非常低，平均值只有0077。2技術引進有余，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我們知道自主創新不等于自力更生，更不等于閉門造車；因此，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就要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但這種開放并不是被動開放，被動引進，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促使本地區獲得整體性、突破性的進展與創新。要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依靠自己的能力有所創新，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為揭示長三角城市群自主創新的能力現狀，我們將首先運用技術對外依存度指標來度量長三角城市群的對外技術引進能力。該指標是用地區的企業技術轉化指數（倪鵬飛，2003）除以企業技術轉化指數與R&D投入綜合指數之和來表示的。用公式表示為：技術對外依存度=企業技術轉化指數企業技術轉化指數+R&D投入綜合指數企業技術轉化指數的內涵是指引進國內外技術的能力。圖2顯示出以下兩個顯著的統計規律。圖2長三角城市群自主創新能力與技術引進能力的關系（1）科技創新能力指數在005以上的地區，它們的科技創新能力與技術對外依存度基本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這些地區按照科技創新能力由高到低分別為：上海、南京、寧波、杭州、蘇州、無錫、常州，而它們的技術對外依存度則是由低到高排序的。（2）科技創新能力指數在005以下的，則沒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它們的對外依存度大致在06~08之間。這些地區按照對外依存度的高低分別是臺州、嘉興、紹興、舟山、湖州、南通。本質上講，這兩條統計規律所反映的現象是一致的：即科技創新能力在005以上的地區，技術對外依存度越高，科技創新能力反而越低；而科技創新能力在005以下的地區，技術對外依存度都比較高，平均都在0677以上。從整體上看，長三角城市群整體的技術對外依存度比較高，表明主要依賴外來技術；整體科技創新能力不高的事實，說明長三角城市群缺乏自己的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此外，從大長三角，即兩省一市的角度來看，也存在著許多顯著制約長三角區域創新能力提升的因素。（1）科技中介服務體系不完善目前，長三角地區沒有高水平、上規模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現有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規模小，服務項目不全；三省市生產力促進中心數量不到全國的1/10，與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不相適應，系統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務鏈遠未形成。其結果是：一方面導致高校、科研院所的許多研究成果進入市場慢，大量的研究成果被擱置；另一方面，急需解決技術難題的企業，卻找不到合適的研發機構。此外，由于市場信息不對稱和市場信息傳播慢等原因，致使高校、院所許多本該得到大力支持的研究項目未獲支持，而又有很多科研沒有針對性，偏離了市場的實際需求。（2）科技資源布局分散，區域內缺乏聯動三地在分解、引入國家目標時的分工、共建脈絡不明晰。三地技術創新的水平、領域不同，如何實現聯合和互補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單干色彩較重，退縮在行政區域體系中，造成重復建設。例如人才資源的通盤配置和使用方面，行政區域內科技協調發展雖有所動作，但是都沒有納入到政府規劃這樣的整體框架結構中，以至于長三角地區科技、教育和人才資源不少，卻始終處于分散狀態，使有限的科技、教育、人才、資本資源分散；信息不能共享，重復立項、重復研究的現象還普遍存在，造成社會有限科技資源的浪費。而從空間上看，區域內的核心城市還處于極化、集聚過程，其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功能亟待增強。盡管三省市技術創新能力在國內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技術創新能力均位于全國前5名），但由于“省情”不同，受行政體制和歷史發展的局限，三省市的區域創新在不同程度上各成體系，缺少聯系和互動，具體各個省市的創新活動沒有形成合力，從而影響和制約著長三角區域整體的資源利用效率，如盡管長三角地區不乏全國重點大學，大院大所較多，但是科技資源布局分散，按行政區域配置，三地的科技資源流動不夠，沒有形成協同的合力。四幾 點 建 議在歷史上，長三角城市群的發育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然的歷史過程”的特點，并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影響著未來城市系統的結構、功能和新的因素的成長。隨著長三角城市群經濟聯系的日益密切，城市群的運動過程將不再是主要適應行政體系，而是適應經濟主體，特別是開放式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化的產業引進，將使長三角地區首先進入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的地區。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提高區域創新能力對于保持長三角城市群的國際競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鑒于區域創新所固有的復雜性和系統性特征，因此，從整個長三角來看，創新不應該是單一部門、單一領域的事，它是在各部門之間互動產生的。我們認為：提高長三角整體創新能力，需要從四個層面進行探討，即官、產、學、民。這里的“官”指的是體制，“產”是指產業或企業，“學”是指科研院所和高校，而“民”則是指社會。（一）政府要加強制度創新，促進長三角城市群之間的合作共榮1強化城市群政府之間的合作與聯系，推動長三角城市一體化進程各級地方政府要樹立大局意識，加強長三角城市政府間的合作與聯系，促進創新資源和創新要素的流動與共享，通過創建良好的外部環境，提升長三角城市群政府的整體資源獲取能力；通過制定恰當的利益共享機制，推動城市群政府之間在提高長三角整體創新能力上的合作。2加強城市群政府之間的學習和交流，明確各自在長三角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對長三角城市群而言，那些經濟發展業績較為突出、潛力巨大的，可以考慮發展成為“經濟中心”或“次級經濟中心”。相關研究從國際上公認的城市群的發展來看,在一個經濟區域范圍內,總是由若干個特大的城市起著核心的作用,并通過這些城市間的經濟網絡結構和信息網絡構筑起統一的知識創新體系。也發現，作為核心城市的上海，與蘇州的經濟聯系最強，其次為無錫和嘉興，再次為南京、杭州和常州，最后是舟山、寧波和揚州。在兩個副發展中心城市中，上海和杭州的經濟聯系明顯強于上海與南京的聯系。同時研究還表明，上海與周邊城市的經濟聯系強度遠遠超過兩個副發展中心城市杭州和南京。正是在這一基點上，各級地方政府應該找準自己的定位，確立與本區在長三角創新體系中地位相對等的職能。3有效提高資源的運用能力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上海以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等現代服務業發展為核心加快國際大都市建設，世界經濟樞紐城市地位日益突出；江蘇省蘇南地區經濟發達，著力建設沿滬寧高速公路高新技術產業帶、沿江基礎產業帶，沿隴海鐵路資源加工產業帶，國際資本加快集聚；浙江省市場經濟機制率先，民間資本豐厚，市場組織體系相對成熟，民營經濟發展態勢良好，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全省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一支最具活力的經濟力量。各個地區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為整體利益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服務。（二）加強長三角地區企業內外的聯動處于市場之中的企業，都有進行技術創新的欲望，關鍵是要為它們創造便利的進行技術創新的渠道。1優化企業組織結構，提高區域產業集中度應以市場為導向，推動企業跨地區、跨部門、跨所有制兼并、聯合、重組，培育和發展一批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大企業、大集團。要注意引導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方向發展，提高為大企業的配套能力；同時要加強組建與產業聚集區、聚集帶相關聯的區域創新體系，構建一個區域創新體系，其中的關鍵是要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因為中心城市是企業、人才和科技資源最為集中的地方。2要注意發揮上海的龍頭作用，提高上海的帶動能力由前文我們看出，在長三角地區，上海的創新能力可謂是一枝獨秀。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要著眼于整個長三角，加速帶動周邊地區企業的發展與創新，帶動周邊企業的自主創新意識。實際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上海作為中國制造業的基地，承擔著機械制造、造船、汽車等諸多工業任務，長三角許多城市的制造業則以配套為主，隨著長三角諸城市產業水平的接近，各城市各自形成獨特優勢產業，上海將突出若干重點支柱產業，產業分工將從過去的垂直分工逐步向水平分工發展，通過區際貿易、技術合作、企業聯盟等形式促進各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三）科研院所和高校是長三角地區創新的技術保證1進一步加強企業與科研院所的聯系，強化企業家與研究人員的交流長三角地區有豐富的科研機構和高校資源，它們可以為地區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創新提供過硬的技術和人才。但是，技術成果不能脫離生產，企業要充分利用技術開拓創新。要促進長三角地區科技成果的轉化與繼續創新，就要加強企業與科研院所的聯系，強化企業家與研究人員的角色互換，增加他們的原始創新能力，讓科研創新更好地圍繞生產來進行。2以信息化為手段，加速建立長三角城市群科技資源的信息平臺科技資源是科技創新的基本保障，目前長三角三省市分布的各類科技資源數量非常龐大，但是對于科研機構和企業來講，科研條件或資源的使用獲取途徑無從知曉，擁有資源的機構對共享的社會價值認識不足，即使有部分機構有對外提供服務的意愿，也沒有采取各種渠道，使信息能夠通暢到達各類用戶。因此，要以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對各類資源進行整合，構建各領域科技資源的信息平臺，使科技資源的各類使用者能夠充分獲知資源的相關信息。（四）加強社會的輿論導向，調動各種社會因素促進長三角地區整體創新能力在西方國家，各種類型的社會（民間）組織，如行業協會、非營利性的服務機構等，對創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這些組織具有相應的規章、制度等非正式約束，這些約束可以起到對行為主體創新行為的有效疏導，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以經濟利益驅動的企業制度和以強制性約束的法律制度要有效得多。因此，在培育和促進長三角民間組織發展的同時，要鼓勵它們自發組織各種類型的創新機構，建設創新過程中的專業化服務體系，包括工程咨詢、工業設計、成果轉化中的經紀人與經濟組織、科技創新的評價與評估以及各種商業服務機構等；另一方面，行業協會可以憑借其獨立的行為主體身份，按照市場化的方式有效推動產學研的合作，這可能要比政府行為更加有作為。文章摘自： 《2007年：創新長三角》3C4大陸橋物流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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