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的區域經濟合作

 

1.我國工業化正處在由中期階段向后期階段的過渡期

　　雖然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差異，但從全國范圍來看，工業化正處在中期階段向后期階段過渡的時期，判斷依據是：首先，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化。當第一產業比重下降到20%以下，并且工業的比重高于服務業，這時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當農業比重降低到10%左右，工業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進入高級階段。其次，三次產業的勞動力分布。在工業化初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第一產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大體為80%、50%和20%以下。再次，城鎮化水平。在工業化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城鎮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大體上為30%、60%和70%以上。

認清這一形勢對我們的經濟決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工業化中期經濟發展靠投資，而工業化后期經濟發展靠技術進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投資率始終保持在30%以上，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速。隨著投資率的上升，宏觀投資效率卻在下降。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持續上升的趨勢，1995年是1.59，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分別是3.45、3.54和4.84。1995年只要增加1.59元的資本就能增加1元的GDP產出，到了2010年同樣增加一元的GDP產出，就必須增加4.84元的資本。通過國際比較可發現，我國目前的實際ICOR（增量資本產出率（IncrementalCapital－OutputRatio，ICOR）＝當年投資量（I）／生產總值增加量（ΔY），即年度投資與當年增量產出之比）已經接近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水平，投資率的上升和投資效率的下降會蘊涵著較大的金融風險，應該及早采取宏觀調控措施。

2.傳統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步削弱，亟待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我國劉易斯拐點發生在2004年，表現為普通勞動者短缺、工資上漲。勞動成本上漲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應該相匹配，但中國現在前者遠快于后者。人口紅利拐點發生在2013年，表現在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換句話說，從2013年開始，干活掙錢的人相對需要供養的人變少。日本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在1960年，人口紅利消失點在1990年，兩者相差30年；韓國的劉易斯拐點在1972年，人口紅利拐點在2012年，相差40年。中國兩個拐點相距只有9年，這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壓力非常大，我們經濟發展長期依靠的勞動力優勢將逐步削弱。面對這一形勢，我們要靠提高工業增加值率來應對，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3.實體經濟發展的苗頭性問題

　　目前，中國的實體經濟存在行業間利潤率失衡問題，表現為：財富向虛擬經濟集中、向壟斷性行業集中、向資源性產業集中。面對這一現象，我們要建立利潤率失衡的糾偏機制：一是引入競爭機制，主要是克服三種形式的壟斷：自然壟斷、行政性壟斷、市場壟斷；二是發揮財稅、金融政策作用，對行業間的利潤進行調整。

4.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動向

        美國著名學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中提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是新能源+互聯網；英國《經濟學家》雜志2012年4月21日講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是數字化制造。從國際上來看，現在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孕育期”，各種技術都在孕育中。那么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什么呢？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發達國家靠數字機器替代勞動，來解決勞動力成本高的問題，數字化制造對市場的快速反應使得產業布局不在依賴于成本，而是接近市場。在美國一些州，雖然工資比中國高60%，但較高的勞動生產率、較低價格的能源和物流系統，已彌補了缺陷。因此，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將不保。

 

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新高度

 

需要從全國范圍內，謀劃經濟的合理布局，將推動產業向中西部地區的有序梯度轉移作為維護好既有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中部、西部、東北等已不僅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而是維護好產業既有比較優勢和培育競爭新優勢的全局性問題。

1.推動產業梯度轉移

　　當前，國內產業梯度轉移主要依靠三種力量：一是成本變化：東部地區土地、勞動力等成本上升嚴重，中西部地區成本有優勢；二是資源環境：東南沿海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有限，中西部地區有開發潛力；三是內需擴大：在出口不具備地緣優勢的中部地區，在國內消費市場具備地緣優勢。

2.推進產業集群建設和集群升級

　　產業集群是指在特定的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互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相關的機構（如大學、制定標準化的機構、產業協會等），由它們構成的群體。通俗地說，產業集群是由相同、相近與相關產業的企業聚集某地，進而吸引為其服務的相關機構進駐該地，共同構成的群體。產業集群與產業集聚的區別在于有相互關聯性，單純的產業空間集聚，企業間無關聯性，不會產生集群效應，也不會產生競爭力。

產業集群的三個特性：企業分工的高度細化、規模化和網絡化。比如溫州的打火機產業集群就有幾十個企業種類，分工非常細，做橡膠墊的專做橡膠墊，做金屬殼的專做金屬殼，其規模非常大，可以占據國內市場的90%。企業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集群政策在國外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在集群內的企業成本比外面的低30%，交易成本變得很低，有利于提高產業園區的市場競爭力。因此，地方政府應該讓產業園區突出集群特征，做好既有產業集群的升級，同時發展新的產業集群，提高地區產業競爭力。

3.區域經濟合作的三個階段

　　一是基礎設施一體化階段。從國內外看，區域經濟合作基本上都是這個模式，比如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實現一體化，這是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階段。二是制度一體化階段。主要指跨行政區劃軟環境一體化，比如：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建立的經濟協調發展機制，有些行政決策不僅僅考慮本地區的情況，更要考慮整個區域的情況。三是產業的分工與合作階段。這是區域經濟合作的最高階段，也是新形勢下的迫切要求。今后，我們新亞歐大陸橋沿線城市的區域合作也要遵循這個規律。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本文是根據作者在隴海蘭新經濟促進會第十三次年會上的報告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