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筑大格局 建設新腹地
2016-02-18 20:26:23
Landbridge平臺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下簡稱“絲路帶”)是新時期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是關系國家能源、交通、經濟、軍事與國際西部環境安全,關系國家經濟與產業結構布局戰略調整、東西部經濟均衡協調一體化發展的重大戰略,同時是國家新的國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大陸橋沿線經濟研究者,多年來我們一直關注國家西向大通道的建設。1988年我們提出“開辟空中絲綢之路”,對國家西向國際航線的開通起了重要作用;2010年,提出“加速西部大動脈與亞歐大陸橋經濟帶建設”的建議。近年來,圍繞絲路帶建設,我們注意到,絲路經濟帶中的“中梗阻”(或著說區域經濟文化基礎疲弱)問題,給整個路橋建設來帶來嚴重阻障。針對這一問題,特提出本建議。
國外區段“中梗阻”:根源與影響
1.區域經濟文化與文明基礎薄弱,制約國際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所謂“中梗阻”,是指絲路帶中國西北段和中亞及向西延伸的部分國家地區,由于區域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相對滯后對絲路經濟帶建設形成重大阻障的現象。這一地區,既是世界重要的資源地區,擁有資源和產業優勢,同時,作為經濟欠發達地區,交通落后,自然環境相對惡劣,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文化及科技文明程度都與絲路兩極的歐亞發達地區存在懸殊落差。這一巨大落差反映在國際貿易往來中,使得相關國家之間難以形成平等互惠、持續穩定、不斷增長的貿易與經濟合作,難以建立統一的國際市場體系,成為制約絲路帶建設的重大障礙。
2.體制制度環境導致通關與全線物流運營效率低下
目前,絲路沿線各國交通運輸制度政策極不統一,缺乏業務管理、稅費標準、專業代理等跨國統一權威性的標準及制度;關聯業務的利益分配體制與代理制度不統一,沿途關卡林立,使得通關效率低、時間長;加之語言文字不同,托運方法、收費標準、海關檢查要求不同,給跨境運輸帶來諸多障礙。各種制約因素使亞歐大陸橋在中國西向國際貿易3大通道中,盡管運程最短,總費用卻是其他兩者的兩倍,致使韓國92%、日本70%、中國沿海地區50%以上運往俄羅斯、北歐的貨物選擇西伯利亞大陸橋;中國每年超過400萬標箱的貨物幾乎100%通過馬六甲海峽運往歐洲。
3.經濟與信息技術水平落差導致嚴重基礎設施與技術障礙
經濟文化與技術水平的巨大落差,導致交通與物流基礎設施落后、物流裝備標準不統一、鐵路軌距不統一、信息技術與服務等效率低下。如大陸橋通過7個國家,涉及兩種鐵路軌距,其中,波蘭、德國、荷蘭和我國境內為國際標軌(1435mm),哈薩克斯坦等中亞3國境內為寬軌(1520mm),全程需3次換裝,多次代理。加之絲路跨越多國,沿途多次卸貨、列檢,車速緩慢,難以組織高效率的“5定班列”,并且大大增加了運輸成本。
4.文化文明差異導致交通貿易安全性差,直接影響國家安全
“中梗阻”地帶社會文化素質較低,民俗風情相對原始,社會治安環境遠較路橋兩端地區險惡;職業人員素質普遍不高,地域部門利益分割,導致關卡林立,過境貨物成為沿途所經過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唐僧肉”,“灰色”費用、人為障礙、偷盜搶劫、突發事件等頻繁發生,不安全隱患林林總總。經常被劫持或丟失。嚴重損害通道的安全性及信譽度,使眾多潛在客戶望而生畏。更重要的是,這一文化文明的“低地”為三種勢力和國際恐怖組織提供了存身和發展之地不僅嚴重制約我國與西部國際之間的經貿文化友好往來,而且對國家安全構成持續性威脅。
國內區段“中梗阻”:根源與影響
面對“中梗阻”問題,首先要解決國內問題。導致國內區段“中梗阻”現象的根源與影響可歸納如下:
1.東西部經濟結構與布局嚴重失衡,制約絲路經濟帶建設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資源的畸形配置,產業布局東強西弱,導致地區間工業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僅以產業城市的結構布局為例,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以不同地區一座特大城市為中心,500公里半徑內,百萬以上人口、GDP超過1000億、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城市數量如下:
上述工業產業與城市布局的結構性失衡,導致巨額“布局負效益”的表現之一即進出口的巨大差異。目前,全國制成品出口總額的93%來自沿海地區,沿海省份人均出口總值是西部省份的20倍;外商直接投資(FDI)沿海地區占到87%、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占到58%、企業研發開支總額占73%(1995年為50.6%)、技術引進總量占90%。如此巨大的差異,不僅直接導致西部物流交通業的市場基礎、流通商品總量與品種水平的絕對落后,而且使東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不斷拉大,從而嚴重制約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
2.西部資源與東部加工業長距離分離導致高額物流成本與巨大浪費
西部資源產業與東部加工業長距離分離,不僅嚴重制約西部經濟發展,造成高物流成本,給國家帶來至少3—5萬億的物流高成本損失,直接影響著現代化建設,而且制約著絲路經濟帶的建設。以烏魯木齊為例,長期以來,其工業基本屬于“資源加工主導型”,2012年電子機械工業比重僅為11%。由于制造業的嚴重滯后,巨量制造業產品要從東部運入,扣除正常的比例,僅此一項每年公路鐵路兩類物流多消耗1 000億元以上, 60年多支付約6萬億,等于再建設一個新疆或4個烏魯木齊。
3.我國西部“國際產業城市群”缺失嚴重制約國家經濟社會均衡協調發展
現代“國際化產業城市群”是一個國家、地區重要的經濟文化聚集地和增長極,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美國3大城市群約占全美GDP的67%;日本3大城市群占全日本GDP總量的69%。集中于中國東部的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3大經濟區占全國GDP總量的42%,在中國經濟滯后的西部,缺乏這樣的拉動區域經濟的現代城市族群,從而不僅使絲路帶建設失卻堅實厚重的經濟與產業基礎支撐,而且嚴重制約了國家經濟社會的均衡協調發展。
4.絲路“環狀命脈資源通道”斷裂風險威脅國家能源與經濟安全
以古絲綢之路起點——西安為中心,向西北方向經中亞到中國西部能源主要供給地的西亞北非的陸路絲綢之路,和向東南經福建出南中國海,經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到西亞北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形成對我國能源、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的“環狀命脈資源通道”。由于近年東部海上國際關系的緊張,特別是陸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中段存在的“中梗阻”現象,使得這一命脈通道斷裂的風險加劇,進而構成對我國能源與資源供給巨大的威脅。
5.“畸形產業通道”導致國家產業體系抗風險能力十分脆弱
現代產業體系中,加工業和資源產業本是上下游的關系,應從產業鏈接的技術與資源要素時空距離、交通物流等方面形成有效和有序積聚集中。但由于我國加工業和資源產地的長距離分離,加之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行政體制分割、產業關聯不緊密、絲路路橋中段交通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導致現代工業兩大部類之間基礎環境相對惡劣,產業鏈接距離長,物流成本高昂,運輸安全性差。這種產業通道的“畸形化”不僅直接制約著絲路經濟帶的建設和發展,同時使得國家整體經濟結構和產業體系抗風險能力十分脆弱,通道一但被阻斷,我國的產業就會面臨資源供給中斷、產業鏈斷裂的嚴重局面。
6.體制分割嚴重制約路橋物流發展與絲路帶建設。
長期存在的部門分割、地區性分割以及各類利益群體的權益分割(僅一項占據世界70%的10萬公里收費公路,就將公路收益的70%~90%劃為利益群體),致使國家蒙受巨大損失。體制加上產業布局與結構失衡等因素,成為近8年來,我國社會物流成本總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持續在18%左右徘徊的基本成因。這一指標是美國的2倍有余,遠高于經濟發展水平基本相當的印度(13.0%)、巴西(11.6%)。經濟社會運行中的高額成本和巨額浪費,不僅制約我國物流交通業的現代化,而且成為絲路經濟帶建設的最大障礙之一。
對策建議
1.建設以“一角兩帶”工業城市體系為核心的“西部經濟腹地”
針對上述分析,我們建議:用30年左右的時間,在西部地區建設以“一角兩帶”現代工業城市體系為核心的“西部經濟腹地”,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徹底改變國家產業結構布局的失衡格局,實現國家經濟社會的協調、穩定與可持續發展。
“一角”,指由西安、重慶、成都3地轄區組成的“金三角”,建設現代工業、科技、人才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新興生產性服務業的強勢基地。
“兩帶”,指自西安到烏魯木齊建設現代國家化的國際工業城市帶和從重慶到昆明的第三亞歐大陸橋國內西段的國際工業城市帶。
第一帶,以西安至烏魯木齊沿現有中小城市為基礎,建設由20個左右產業合理鏈接組合的國際化產業城市帶。在此過程中,以各城市現有優勢資源和相關產業,對接、吸納東部相關工業城市的制造業及配套行業資源,實現資源業與制造業有序合理匹配。
第二帶,由重慶到昆明建設10個左右新型工業城市組成的國際化產業城市帶。這一產業城市帶實際是以廣東沿海港口群為起點,由重慶、昆明經緬甸、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進入歐洲的第三亞歐大陸橋的中國西部段。
“一角兩帶”為中心的經濟腹地,將成為與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3大經濟核心區相并列,地處中國內陸的第四大經濟核心區,從而從根本上解決東西部產業結構布局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消除加工業與資源產業相分離的經濟脆弱性和運輸高成本,消除國內“中梗阻”滯礙,順利推進國際段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
2.建設兩路 一海 “環形國際絲綢之路”和“絲路環形經濟圈”
“兩路”包括,由西安經烏魯木齊穿過中亞到達西亞北非地區的西北方向的陸路絲路和由重慶至昆明再取道到達西亞北非西南方向的陸上絲綢之路;
“一海”,是由古長安、即西安沿陸路到泉州,經馬六甲海峽,穿過印度洋到達西亞北非的海上絲綢之路。
通過兩路一海構建連接東亞、南亞和西亞、北非與中亞,對我國能源、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的“環形國際絲綢之路”和“絲路環形經濟圈”,使之成為絲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確保國家能源安全、經濟安全、國家安全,實現中國再度崛起的重要基礎。
建設西部新經濟腹地的可行性
1.“金三角”正在形成內陸新的“國際產業城市群”和新增長極
目前,長江上游的特大經濟中心城市的重慶,西部最強競爭力的成都,西部、西北部最重要的科技文化經濟中心城市西安,正在新的崛起中走向競合,走向優勢互補,正在形成輻射西部,影響全國的新的“國際產業城市群”和增長極。
2.西部兩大產業—城市帶建設基礎逐步形成
進入新世紀,西部地區成為國家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在西安到烏魯木齊一線,西咸新區、關—天經濟區、蘭州新區、烏魯木齊高新開發區的建設,特別是蘭州至烏魯木齊高鐵的運行等,進一步加速東西部產業資源聚集集中和重組,為西安至烏魯木齊國際工業城市帶和“產業—物流城市節點系統”建設奠定了厚重基礎。
目前,重慶已快速上升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經濟增長點;昆明具有“東連黔桂通沿海,北經川渝進中原,南下越老達泰柬,西接緬甸連印巴”的獨特區位開放優勢。建設重—昆工業城市帶,不僅可帶動大西南乃至東南亞經濟的發展,而且為改變東西部產業結構布局失衡,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經濟安全提供新的支撐。
3.東部產業向西部的戰略轉移加快
近年來,東部沿海產業轉移為重慶、西安和成都“金三角”地區加快發展帶來新的機遇。承接東部沿海產業的轉移,大大彌補了西部三角城市建設資金的不足。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福建、廣東兩省企業投資重慶的重大項目合同金額160多億元。2010年,僅福建、廣東兩省及上海、廣州兩市就向中西部轉移了1.4萬億產業資本。據測算,每年東部地區向中西部轉移2~2.5萬億資本。東部產業資本的規模性轉移,有力地改變著東西部的產業結構布局,提高了產業的凝聚能力和總體實力,有利于絲路經濟帶和西部“一角兩帶”為中心經濟腹地的建設。
4.國家新的外交戰略奠定堅實基礎
目前,國家新的外交戰略,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富鄰、安鄰的周邊戰略思想,積極推進與“上合組織”和APEC成員國的經濟合作與往來,為“西部經濟腹地”的建設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外部環境。
建設“西部經濟腹地”具體步驟的建議
建設 “新經濟腹地”、“環形國際絲綢之路”與“環形絲路經濟圈”,是需要數十年艱苦努力的浩大工程。對于實施這一工程具體建議如下:
1.將建設 “西部經濟腹地”納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
在西部建立經濟腹地不可能一蹴而就,是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且經過長達20~30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建議將建設 “西部經濟腹地”納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同時。為確保戰略目標的實現,必須在科學縝密論證的基礎上,制定切實可行分步實施的規劃,并賦予法律的保障。
2.制定產業傾斜策略,促使東部和國際的產業資本向西部流動
抓住中國作為“世界工業中心”和世界資本吸納國(地區)的優勢地位,以及東部工業資源戰略轉移的有利時機,下大力氣優化投資環境,大規模吸引東部和國際優勢的現代工業產業資本,變“生存洼地”為“資本洼地”,加速“一角兩帶”建設。
3.加大“一角兩帶”高鐵、航空、高速公路建設投資
加快三類高速交通運輸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加速東部和國際產業資源向西部的轉移,改變東西部產業結構失衡的狀況。積極推進西部重點省市申報并取得第五航權(即第三國運輸權,是允許他國航班獲得本國與第三國之間航線的客、貨源),并利用第五航權加速推進空中絲綢之路的建設。
作者為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西安朝華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 單元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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