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海新通道”與重慶國際化機遇
2019-08-08 10: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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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城市國際化呢?一般來說,城市國際化是一座城市廣泛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和社會文化交流,逐步升級為國際城市的過程。一座城市通過制定良好的國際化戰略,在達到與世界接軌的同時還可以起到發展自身的作用。對于西南重鎮的重慶來說,近代以來,曾先后經歷過三次國際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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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歷史上的三次國際化熱潮
第一次是1891年重慶開埠,這也是重慶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登上世界舞臺,在其城市發展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1890年3月31日,中英兩國在北京訂立了《煙臺條約續增專條》,重慶正式作為通商口岸開埠。次年3月1日,重慶海關的建立標志著重慶正式開埠,開始被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盡管,西方列強開埠重慶的初衷是開辟市場、傾銷商品、掠奪原料等,不過卻在客觀上加強了重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由此開啟了其第一次國際化進程。
位于七星崗領事巷14號的英國領事館舊址
各國列強在重慶設立的領事館、租界等,就是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表現之一:1896年,法國、日本、美國分別在重慶設立總領事館;1901年,日本在今南岸區王家沱設立了日本租界;同年,法國在今南岸區彈子石附近先后建立了水師碼頭和兵營;1902年,沙俄在今渝中區枇杷山上建立了俄羅斯公館;1904年,德國在重慶設立領事館。
重慶為何會率先在西南地區開埠,并以此推動第一次國際化進程呢?筆者認為主要有這么兩大原因:其一、據史料記載,得益于發達的水運體系,開埠前的重慶已發展成為四川甚至西南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為日后大力發展工商業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比如,成書于清代的《巴縣志》(巴縣即重慶城前身)記載,這里“三江總匯,水陸沖賈云屯,百物萃聚,不取給于土產而無不給者”。
其二、重慶是長江上游最大的碼頭,流經境內的主要河流有長江、嘉陵江、烏江、大寧河等,借助這些河流形成的交通網絡,東可達長江中下游的漢口、上海等地,西可達天府之國成都平原,北通陜西,南入貴州。因此,列強迫使重慶開埠,一方面能夠依托后者發達的水運網絡,向西南各地輻射,為其掠奪原料、傾銷商品擴大范圍;另一方面,可以憑借長江這一關鍵性的對外通道,方便與外部世界發生貿易往來,包括把掠奪來的原料通過這一對外通道,源源不斷地運往世界各地。
第二次是戰時首都時期。自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漢口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從那時起,重慶承擔起了戰時首都的責任,并且又開始了新一輪國際化浪潮。直到1946年5月1日,國民政府發布還都令,宣布5月5日“凱旋南京”,重慶第二次國際化進程才宣告結束。
八年半的戰時首都時期,重慶從西南邊陲的工商業城市,一躍成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戰線遠東指揮中心、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所在地……在世界政治舞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成為了可以與倫敦、華盛頓、莫斯科并駕齊驅的國際四大名城。
位于渝中區七星崗蓮花池38號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我們注意到,在這時期里,蘇聯、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英國、巴西、澳大利亞、智利、緬甸、波蘭、秘魯、阿根廷、韓國等10多個國家的駐華大使、公使、代辦等先后來到重慶,或將其駐華使館遷至重慶,或建立對等的大使、公使級外交機構;還有近30個國家在重慶設立了具有使館功能的通訊機關。與此同時,重慶在戰時還曾作為韓國臨時政府所在地,成為了二戰時期兩個國家的共同首都。
對于重慶為什么成為戰時首都,我們認為主要有這么幾點:其一、按照重慶市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所長,著名歷史專家張鳳琦的說法,重慶四周環山,長江和嘉陵江環繞,易守難攻。尤其是長江三峽,是一個天然屏障,日本的陸軍和海軍始終沒有攻入重慶,只有靠空襲。
震驚中外的宜昌大撤退
其二、經過開埠后四十多年的發展,重慶工商業相對比較發達,具備在此建立戰時首都的物質基礎;其三、與重慶同處大后方,且同樣易守難攻的貴陽等城市相比,前者的最大優勢在于擁有一條可以連接外部世界的長江。1938年10月,距宜昌僅300公里的華中重鎮武漢淪陷后,為搶運戰時物資和人員到重慶,以保存中國民族工業命脈而進行的宜昌大撤退,就是通過長江完成的。
第三次是直轄后第一個十年。自1997年6月18日,重慶恢復直轄后,其戰略地位顯著提高,對外交流也明顯增多,這為開啟新的國際化進程埋下了伏筆。這段時間里,重慶國際化主要有這么幾個特點:其一、在這期間里,隨著英國、柬埔寨、日本領事館到來,重慶領事館數量完成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為其國際化進程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其二、這期間,國際體育賽事、國際會議及展會的數量和質量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2004年亞洲杯小組賽和四分之一決賽在重慶舉行;2005年10月11日至14日,亞太城市市長峰會在重慶召開,來自41個國家(地區)124個城市的市長參加。
1997年重慶直轄,有力地推動重慶國際化進程
其三、重慶依托于三線建設時期,以及1983年成為首批計劃單列市打下的工業基礎,再加上直轄后,中央給予的政策及項目等方面的扶持,其經濟實力得以迅速提升。與此同時,重慶還借助長江黃金水道與世界加強了聯系,其外貿進出口總額從1997年的16.78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4.45億美元,增長了3.43倍,日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盡管從開埠、戰時首都到直轄初期,重慶歷史上的這三次國際化熱潮,其發生背景、歷史條件、經濟基礎以及外部資源等都不盡相同,不過還是存在著那么一點共性,那就是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長江,成了推動重慶國際化進程的重要力量。換句話說,重慶三次國際化熱潮或多或少受益于長江這一關鍵性的對外通道。
然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長江黃金水道在推動重慶走向世界舞臺、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同時,也使得后者的國際化進程始終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對此,不少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的專家曾一言蔽之:中國以往的物流模式,是中國內陸地區把各種各樣原材料、產成品運到中國沿海,再從中國沿海用船運到歐洲、美國,或者用飛機運到全世界。在這樣的格局里,西部永遠是中國的腹地,無法變成樞紐。即便擁有“長江黃金水道”,也只是有了一根通往東部沿海的單向導管。不僅如此,沿海地區的經濟越來越強壯,而西部地區則因缺乏回流的“血液”滋養,經濟騰飛所需的人、財、物流,始終難以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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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班列和“陸海新通道”推動國際化
因此,重慶要想在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方面有更大突破,就必須從過于依賴長江黃金水道連接世界,轉變為以其為中心構建起多條高效的對外開放通道,帶動起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那么,當前重慶正在進行中的第四次國際化熱潮,最后能如愿以償嗎?
時間來到了2009年。這一年,惠普、宏碁、東芝、華碩等筆記本電腦品牌的生產基地落戶重慶。由于重慶地處內陸,這些品牌商期望有一種比海運快、比空運便宜的物流方式,為其產品銷往歐洲“開路”。于是,同年惠普高層與重慶官方會面時,雙方拿著地圖,大致畫了一條從重慶至德國的線路,這便是中歐班列(重慶)的“雛形”。
渝新歐測試班列
轉機出現在2011年3月19日,這一天謀劃多時的中歐班列(重慶)正式開通,中國內陸與歐洲的時空距離,首次從40多天縮短至15天左右。中歐班列(重慶),將這條中國對外貿易“黃金走廊”——絲綢之路再度喚醒,并煥發出新的生機。而重慶筆電產業在中歐班列(重慶)開通的推動下發展迅速,并一舉成為全球最大筆電生產基地。
事實上,對于重慶來說,中歐班列(重慶)的開通,其意義遠不僅僅是帶動筆電等外向型產業崛起那么簡單,更重要在于開始構建起了以自身為中心、輻射歐亞大陸的對外開放通道,由此極大地推動了重慶國際化的進程。重慶也順勢提出建設內陸開放高地的戰略目標。據我們梳理,從2008年到2016年,重慶外貿進出口總額、實際利用外資額、世界500強企業個數及領事館數量等衡量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指標,都有明顯增長。
比如,在此期間,重慶進出口總額從95.21億美元,增加到627.71億美元,增長了5.6倍,遠遠高于直轄第一個十年的增速;實際利用外資從27.29億美元,增加到113.42億美元,增長了3.2倍;世界500強企業個數從93家,增加到272家;領事館則增加了7家。
在中歐班列(重慶)正式開行6年半后,為解決西部地區出海難問題,2017年9月25日,由貴州、廣西、甘肅和重慶聯合打造的中新南向通道鐵海聯運常態化班列(即“陸海新通道”前身),在重慶團結村中心站首發。該通道是在中新互聯互通示范項目的框架下,以重慶為運營中心,以廣西、貴州、甘肅為關鍵節點,中國西部相關省區市與新加坡等東盟國家通過區域聯動、國際合作共同打造的有機銜接“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
相較于此前的中歐班列(重慶),“陸海新通道”在全球資源聚集、擴散,以及國際往來等方面,有明顯優勢。
其一、“陸海新通道”推動中國西部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前沿,將中國廣闊的西部內陸地區與充滿生命力的東南亞市場緊密聯系起來,有利于加快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的建設。不難看出,“陸海新通道”既是西部省份“抱團”發展的平臺,和西部地區開發開放的戰略通道,也是中國與東盟國家深入合作的利益共同體。因此,“陸海新通道”在促進重慶落實“兩點”定位,“兩地”“兩高”目標,以及更好發揮“三個作用”的同時,還有助于后者提高聚集和配置全球資源要素能力。
中新金融峰會
其二、“陸海新通道”成為重慶國際往來和對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載體。比如,去年5月,越南率代表團赴重慶考察。同年8月30日,重慶與越南胡志明市簽署友好城市備忘錄。雙方除了進一步深化“陸海新通道”務實合作外,還將共同開發旅游市場。此外,去年以來,首屆智博會、中新金融峰會、共建“陸海新通道”主題對話會、陸海聯動發展論壇等在重慶舉行的國際會議或者展會,其背后都有“陸海新通道”提供支撐。
(來源:陸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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